導讀：與此同時,海外各從事幼兒華文教育的機構和單位,也可以在各自的居住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通過適當的途徑,組建一個類似于"幼兒華教研究會"的機構,它在教材開發中的作用有兩方面:一是將本國各從事幼兒華文教育的機構、學校對教材的意見、建議收集匯總到一起,特別是在不同教學單位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作為教學對象的第一手資料,集中提供給國內的研究機構;二是將國內最新研究成果(如成品教材),推廣到轄區內的教學單位中去,對教材的使用進行指導,并及時將使用的情況反饋給研發中心

　　一、應高度認識發展海外幼兒華文教育的意義,注重幼兒華文教材的開發。

　　近年來,華文教育取得了較大成果。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目前國內華文教育的幾個基本要素:教師、教材、教學對象等的研究和發展,還遠遠不能滿足廣大海外華人華僑及其子女學習、了解中國語言文化的需求。特別是對3—6歲學齡前兒童(幼兒)的華文教育的研究還遠遠不夠。一般認為,學齡前兒童語言學習能力較弱,世界觀還未形成,教學效果不顯著,因而對幼兒教材的開發不必過于關注。其實這種看法是十分狹隘的。

　　1.對華裔學前兒童進行漢語教學不僅可能,而且有益現代兒童心理學研究成果顯示,3—6歲的學前兒童,隨著日常生活中實踐活動的逐漸復雜化,與同齡人和成人的交際范圍和內容不斷擴大,言語能力也進一步發展起來。主要表現在:(1)在語音方面,學前兒童對于聲母、韻母的發音,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逐步提高的,不僅在能發出的聲、韻母的數量上逐漸增加,而且在發音的質量即正確率上也大幅度提高。(2)詞匯的數量不斷增加;詞匯的內容不斷豐富,詞類的范圍不斷擴大;積極詞匯(主動詞匯)不斷增加。(3)從言語實踐中逐步掌握語法結構;言語表達能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4)從外部言語(有聲言語)向內部言語(無聲言語)過渡;并有可能掌握書面語言。

　　從以上研究成果來看,在海外華裔兒童的幼兒時期就對其進行漢語教育,可以為他們入學后系統正規的漢語學習打下基礎,作好準備。

　　首先,利用語音學習的最佳時期,開發兒童的發音基質,使兒童的發音器官逐漸適應漢語語音的特征。資料顯示,學前兒童聲、韻母發音正確率在3歲時僅為10.1%,而4歲到6歲時就已從32.0%上升到69.2%。這說明,3—6歲的幼兒發音器官是在不斷適應復雜的語音系統過程中成熟起來的。"學前期是兒童學習語音的最佳時期。"(朱智賢《兒童心理學》)很多成人漢語學習者,因為習慣了母語的發音習慣,在學習漢語語音時對某些特殊音素很不敏感,糾正起來十分困難,而如果從幼兒時期起就有意識地訓練華裔兒童的漢語發音,輸入漢語語音符號,他們入學后學習漢語時,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樣的問題。

　　其次,幼兒時期是兒童詞匯量飛躍發展時期。5—6歲兒童可以掌握的常用詞匯數量,德國兒童為2500—3000個,美國兒童為2562個,前蘇聯兒童為3000—4000個,中國兒童為3562個。兒童掌握詞匯的內容與他們的生活內容密切相關。開展幼兒華文教育,可以為海外兒童創造一個接觸、了解中國文化的生活空間,擴大他們的接觸面,并在掌握漢語詞匯的過程中逐漸掌握漢語語法的某些基本特征。

　　此外,利用幼兒階段特有的"自我中心言語",可以促進兒童漢語思維習慣的形成。"自我中心言語",即出聲的自言自語,是由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首先發現并命名的、兒童在幼兒時期表現出來的一種獨特的語言現象。前蘇聯的心理學家維果斯基認為這種語言現象是"人的言語發展中的一個新的質變,是真正人的意識的開始",是思維的有聲表現。而人的思維一般是通過母語進行的。開展幼兒華文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提供一種類似于母語習得的語言環境,使兒童的外部言語在向內部言語轉化的過程中,養成用漢語思維的習慣,從而為其進一步提高漢語學習能力打下基礎。

　　2.學前期是兒童個性初步形成和道德意識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時期。學前兒童已經有了各種道德感(如同情、互助、尊敬、羨慕、異物感、羞愧感、自豪感、友誼感等)的明顯表現。因此,從幼兒時期,就有意識地讓海外兒童接觸到一些跟中華文化相關的事物,如認讀漢字、畫簡單的國畫、唱中國歌曲等等,使他們在家長和老師的積極評價中得到快感,從而建立起對中華文化的最初的積極的印象,長大后進行正規的語言學習,就不會產生太大的排斥和逆反心理。

　　在這個過程中,充足、合適的幼兒華文教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研究者須從紛繁復雜的材料中提煉選擇,確定適合這一年齡階段的兒童的心理特點的事物,以恰當的形式提供給教學對象。

　　長期以來,教師和教材的嚴重短缺已經成為制約海外幼兒華文教育發展的兩大瓶頸。由于家長的積極參與,一些海外華校的師資問題得以暫時緩解,但是教材問題就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了。從筆者接觸到的一些由當地華文教師和家長自己編寫的幼兒華文教材來看,這些教材不僅數量有限,而且質量也堪憂,表現為:形式上過于簡單,基本上是教科書的形式,有的還是手寫本,不符合幼兒學習心理的需求;內容編排上不夠科學,不成體系,在漢字、注音、文化常識等方面有錯誤信息;繁簡不統一,有的還出現混用的現象;等等。

　　從這些參差不齊的教材中,可以看出海外華文教育工作者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所作出的艱難的努力。海內外華文教育工作者都已意識到,對下一代華文教育的成功與否,是整個華文教育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正如美國教育學者WhiteHurst所說:"幼兒教育需要真正的科學研究,而且它現在就急需。"

　　二、開發海外幼兒華文教材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完整暢通的開發模式

　　華文教育開展的數十年里,廣大華文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的研發方面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涌現出了一批優秀成果,如中國語言文化學校編寫、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漢語》、《說話》、《漢語拼音》等幼兒教材,都在海外有著較高的聲譽。但是海外華文學校還是反映目前的幼兒教材普遍存在不夠用和不適用的情況。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1.教材開發前期調研工作不到位,閉門造車現象嚴重。

　　華文教育的獨特性表現之一是,研究的主體在國內,研究的對象卻在海外。這在客觀上造成了研究上的溝通困難。國內研究者在海外的大規模調研活動很難開展,只能在很小的范圍內進行,研究人員的思路和眼界很難打開,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受到制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信度。

　　還有的教材是以國內學齡前兒童為研究對象而開發出來的,沒有或者較少考慮到海外兒童的學習生活環境和心理特點,使得教材在海外華校的適用性上大打折扣。

　　2.國內幼兒教育研究整體水平高度不夠,很難對海外幼兒華教作出指導。

　　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我國自身教育改革總體水平相比,我國幼兒教育研究的成果都不顯著,社會各界對幼兒教育的重視還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

　　很多其它國家在這方面則走在我們的前面。與之相比,我國很多地區在幼兒教育的開展中急功近利現象嚴重,"提出的教育計劃往往缺少一個‘幼’字。學前教育經費嚴重短缺……近幾年一些城市刮起關、停、并、轉幼兒園之風……"幼兒教師,尤其是高素質的幼教人才嚴重短缺,對現任幼教師資的培訓不成體系,研究幼兒華文教育的專家為數不多……這些都制約著幼兒華教事業總體水平的提高。研究主體的水平決定研究成果的水平,國內對海外幼兒華文教材的開發顯得底氣不足。

　　3.教材開發沒有形成固定的渠道和完整的模式,"應急"項目較多。

　　因為缺乏總體設想和長遠規劃,海外幼兒華文教材的開發還處于初級階段。國內的研究機構與海外的華文學校之間還沒有建立相對穩固的溝通渠道,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海內外合作關系,也以隨機性和臨時性的合作居多。這使得對已經開發出來的教材的效果跟蹤研究不能有效開展,反饋信息不及時,從而造成諸如新出版的教材不能解決老問題、類似內容重復開發,而真正缺少的內容卻沒有加入、教材開發的投入與產出比不合理等等問題。

　　如上所述,如何在海外幼兒華文教材開發的全過程中,實現總體設計、全面規劃、整合資源、協同作戰,從而確保在教材開發的每個具體環節項目,都能以最經濟的方式,得到最充足的人力、物力裝備,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通過適當途徑,建立起一個"海外幼兒華文教材研發中心",它的功用是:對海外幼兒華文教材的研究、開發、推廣、修訂等全過程進行總體協調、全程監控。這個研發中心委派一批符合標準的研究單位,如高校、研究院等對與海外幼兒華文教材相關的方方面面信息進行系統的整理、分析,并形成關于海外幼兒華文教材開發的專家意見,提交給研發中心,指導和規范教材的開發。

　　與此同時,海外各從事幼兒華文教育的機構和單位,也可以在各自的居住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通過適當的途徑,組建一個類似于"幼兒華教研究會"的機構,它在教材開發中的作用有兩方面:一是將本國各從事幼兒華文教育的機構、學校對教材的意見、建議收集匯總到一起,特別是在不同教學單位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作為教學對象的第一手資料,集中提供給國內的研究機構;二是將國內最新研究成果(如成品教材),推廣到轄區內的教學單位中去,對教材的使用進行指導,并及時將使用的情況反饋給研發中心。由此可見,這樣的機構,在教材研發過程中起到的是一個信息交流平臺的作用。

　　北京華文學院 康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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