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園有多難、有多貴？非為人父母者也許難以絲絲入扣地體會；入園難、入園貴背后又洶涌著家長多少悲情敘事和辛酸遭遇？也許非三言兩語所能細述，但揆諸媒體，案例頗多，比如，為了讓孩子入園，某地400多位家長在一家幼兒園門口排隊兩天兩夜，爭奪130個學位，更極端的是在一些地方，某些家長甚至帶著帳篷、行軍床、躺椅板凳，煎熬九天八夜依然未能遂愿；在南京一些知名幼兒園園長的辦公桌上，形形色色的“條子”比辭海還厚，某幼兒園只招80人，“條子”卻收了800張。

　　“入園難，難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難怪不少家長如是喟嘆！但吊詭的是，但凡如此唏噓的幾乎清一色的是那些普通老百姓，為何罕見公務人員有此感慨？原因并不復雜，放眼當下，幼兒園問題存在兩種現象，一是公辦園稀缺化，實質上是公辦園權貴化、優質資源“特權化”，一是民辦園兩極化，實際上是收費貴族化、監管虛空化。簡言之，入園難、入園貴背后存在兩大斷裂：

　　一是，權力與權利的失衡。大多數公務員之所以從來不為孩子入園頭疼，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必為此頭疼，進一步而言他們的孩子有公立幼兒園可上，這些公立幼兒園辦學硬件優質，教師資源優秀，最關鍵的是，這些公立幼兒園享受著政府財政撥款，由政府供養著，與之對應的是，這些公辦園具有優質資源特權化的顯著特點，即但凡有資格入園的幾乎全是公務員子女或者與權力有關的人，其他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免談！

　　如此一來就是咄咄怪事！公共財政的要義在于公共，它來自于公眾，就應該普惠于公眾，豈能為少數特權群體專享？今年年初有媒體報道，廣東省人大代表發現，廣東省文化廳幼兒園、衛生廳幼兒園等四個省級部門辦的幼兒園納入財政預算。有一家機關幼兒園需要支出1016.62萬元，其中，財政撥款656.26萬元。對此，有廣東省人大代表認為，這是個別部門為部門變相撈福利。其實，這種撈福利的做法就是權力自肥，就是拿國家財政往自己腰包揣，就是損公肥私。當公辦園享受著國家優厚財政投入，當官員無需為子女入園煩惱，與之對應的則是，普通老百姓為了孩子入園求爺告奶奶，甚至不惜花錢托關系也進入這些優質幼兒園，這是多么蒼涼而斷裂的一幕？當公辦園權貴化、優質資源“特權化”，且設置了過多門檻，普通人家的孩子當然入園難、入園貴了。

　　二是公共服務與民意距離的失衡。公辦園不讓普通人家的孩子入園，一大原因是公辦園相對太少，遠遠難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在這種語境中，政府部門就應該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公共服務，承擔公共責任，即加大財政投入，興建更多的公辦園，但遺憾的是，不少官員全然無意于此，比如2008年，北京十幾億元教育附加費中，學前教育僅有0.39億元，僅占3.1％。不為是因為沒有切膚之痛，沒有入園煩惱，反正自己的孩子有公辦園上；不為是因為缺乏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只愿意把錢花在看得見的形象工程上；不為是對教育沒有足夠的認識，既然幼兒園教育沒有納入義務教育，何必找事……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國務委員劉延東稱：學前教育是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會公益事業，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幸福和千百萬兒童的健康成長。一句學前教育是社會公益事業，釋放了豐富的積極信號，意即政府部門千萬不能撂挑子、當甩手掌柜，而應該加大教育投入。在筆者看來，幼兒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階段不失為一種可行的善政，此前不是間或有地方推行免費學前教育了嗎？學前教育應該保有公益性質，如此，方可紓解當前的入園難入園貴。

　　人生百年，立于幼學。此前，有報道援引教育部相關部門負責人提供的數據顯示，全國有一半適齡兒童沒有進入幼兒園，即便在北京也有四成適齡兒童沒有幼兒園可上。這是一組令人黯然的數據。改變入園難、入園貴，讓孩子上得起學、上的好學，才能達到教育興國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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