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7月，是全國各地幼兒園報名入園的高峰期。

　　一直困擾著中國數千萬家庭的“入園難”問題在今年顯得尤為突出。在日前舉行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做出重要部署，其中提到：公辦民辦并舉，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入園難”問題。是什么原因讓國家最高領導人專門提及“入園難”的問題？其實，幼兒園入園難的問題，在全國各大城市早已成為每個家庭的頭疼之事，加上2007年、2008年扎堆出生的“金豬寶寶”、“奧運寶寶”，今年的幼兒園入園之難，更是到了一個集中爆發階段。而現實是，有錢的人可以去教育理念先進、服務好的品牌私立幼兒園，有關系的人可以去優質的公立幼兒園，最終使得城市里大部分普通家庭陷入了孩子入園難的困境。許多家長認為，幼兒園入學之難，堪比高考；而三年幼兒園的花費，甚至比上大學還貴。

　　入公辦幼兒園難

　　排隊、等待，似乎就成了那些沒有什么門路的家長們唯一的選擇。家長們為了孩子能上公立幼兒園擠破了腦袋，更有報道稱一百多名家長為了給孩子爭取一個寶貴的入托名額，在幼兒園門前日夜堅守了九天八夜。

　　在大多數家長們看來，公辦幼兒園是最佳選擇。朝陽區教委2009年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90%的家庭希望孩子能夠進入公辦園。因為公辦幼兒園享有大量政府補貼或財政撥款，因此能以低廉的價格提供優質的服務。

　　然而，就北京市而言，近三年出生的新生兒有46萬人，但目前全市的1266所幼兒園只能接受226000個適齡兒童。因為學前教育并不屬于義務教育，公共財政投入嚴重不足，目前北京市的幼兒園中，只有10%是公立幼兒園。排隊、等待，似乎就成了那些沒有什么門路的家長們唯一的選擇。家長們為了孩子能上公立幼兒園擠破了腦袋，更有報道稱一百多名家長為了給孩子爭取一個寶貴的入托名額，在幼兒園門前日夜堅守了九天八夜。

　　北京市政協常委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牛繼升透露，實際上，要按照招生和錄取的比例來看，北京平均只能達到1∶6，也就是說六個孩子里面只有一個能進入公辦園。

　　不僅僅是在北京，公立幼兒園難上，目前早已是一個全國性難題。家長選擇公立幼兒園，主要考慮這幾方面：收費低廉、教育質量有保證、管理到位、師資穩定。

　　眾所周知，公辦幼兒園質優價廉的秘密在于獲得了“公家”或明或暗的大量補貼。那么直接導致的結果是，這一公共資源總量偏緊，分配自然難言公平。

　　如今，優質的公辦教育資源越來越難以惠及普通百姓。絕大多數公立幼兒園的名額在招生之前早已通過關系或金錢內定好，公開招生只是一個形式。

　　而且，在那10%的公辦幼兒園中，有不少定向服務于特定機構和區域，對外少有招生名額。如北京市北海幼兒園，質優價廉，但僅面向中央部委公務員的子女；一些軍隊系統的幼兒園如藍天幼兒園、海娃幼兒園，主要是面向軍人子女；2009年，廣州曝出九個機關幼兒園一年財政補貼6000萬元的消息，于是有網友調侃：“養了公務員還要養公務員的兒子。”

　　和急劇下降的幼兒園數量相比，這兩年新入園人數的增加，自然使得學前教育資源更加緊張，十分有限的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多年來也僅投向公辦幼兒園，這更加劇了學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

　　等級之分：從幼兒園開始

　　就像大人們積攢自己的人脈一樣，孩子們從幼兒園入園開始自己人生中的“社會交往”，他們也被無形地按背景和群體區分開來。

　　能夠進入優質的公辦幼兒園，是家長能力與背景的象征。同時，面對孩子第一次受教育和參與“社會交往”的機會，家長們誰也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就像大人們積攢自己的人脈一樣，孩子們從幼兒園入園開始自己人生中的“社會交往”，他們也被無形地按背景和群體區分開來。記者在走訪了北京市東城區東華門幼兒園、朝陽區雙龍實驗幼兒園、民辦幼兒園精誠幼兒園之后發現，位于北京中心區域的東華門幼兒園教學條件優越，孩子的家長們說起來顯得非常自豪，一位接孩子放學的老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很難進，要找很多關系的。”在這樣一些歷史悠久、有背景的公立幼兒園，還經常有機會去參加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表演以及一些大型的文藝匯演等活動。

　　在民辦幼兒園中還比較知名的精誠幼兒園，收費是每個月2000元，據工作人員介紹，9月以后入學的可能開始要漲價至2500元。在這里，大多是非京籍流動人口，一位孩子媽媽說：“這個幼兒園可以想上就上，下個月不想上了，花200元保留住一個位置，想上的時候再去交學費。”所以，在一個班級里的孩子本身就是流動的，這對學生的管理和教育本身就沒有好處，也讓許多家長心存疑慮。

　　巧立名目的收費

　　一些知名的公立幼兒園的贊助費已經達到好幾萬元，還一“位”難求。于是，國家明令禁止收取的贊助費，幾乎所有幼兒園都在收取。贊助費名目不一，但這與不交錢孩子就入不了托的實質是一樣的

　　傳統的公辦幼兒園，普遍實行收支兩條線。當前的模式并不是完全的全額撥款，但編制內的教師工資、硬件改造等均列入預算經費，“收的少，支的多”。隨著這些年編制收緊，公立幼兒園不得不聘請大量合同教師，為解決他們的工資問題，也大量收取各種形式的“贊助費”。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級一類的公立幼兒園工作人員透露，該園的燃氣、水、電、教具每年的投入是500多萬元，國家每年只投200多萬元，其余200萬元要靠自己解決。如何解決呢？為了生存和發展也只能提高收費標準了。

　　事實上，即便是政府有所補貼的公辦幼兒園，特別是優質幼兒園，大多數也都收取了高額的贊助費。北京一些知名的公立幼兒園的贊助費已經達到好幾萬元，還一“位”難求。于是，國家明令禁止收取的贊助費，幾乎所有幼兒園都在收取。贊助費名目不一，但這與不交錢孩子就入不了托的實質是一樣的。

　　俗話說：孩子和女人的錢最好掙。一些私立的國際品牌幼兒園則早早看準了這一市場，開始了“圈地運動”。

　　條件好的私立幼兒園收費高得嚇人，一些幼兒園宣傳國際課程體系、培養技能、教育理念，更是令人眼花繚亂。許多公辦幼兒園為了增加收入，巧立名目增加一些特長班，如果不報類似于興趣班、黃金班等等之類的特長班，孩子將會遭遇到老師的“特殊待遇”。

　　供給為何短缺

　　1990年，北京市有托兒園所4793所，到了2009年減少到1266所，主要原因就是單位辦幼兒園的撤并。從全國來看，單位、集體所辦幼兒園的比例，已經從1995年的76%迅速下降到了2006年的21%。這些被撤并的，恰恰是為中低收入的工人、普通居民提供服務的幼兒園

　　在過去，沒有上過幼兒園的人有很多，在城市化進程中，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使得不管是從父母的角度還是從孩子的角度，現在的年輕父母都愿意更早地將孩子送入幼兒園。而近15年來，北京公辦幼兒園的數量正在不斷萎縮。

　　過去所說的公辦園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在政府預算內由政府撥款建設運營的公辦幼兒園；第二類是企事業單位自辦的幼兒園，其教師也因所在單位性質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身份，辦學經費主要來自于各個單位，政府以稅前留利等多種形式進行“暗補”；第三類則是街道等集體經濟自辦的幼兒園。

　　在國有經濟改制之前，企事業單位和集體辦園撐起了幼兒教育半壁江山。1995年，這部分幼兒園占到全國總數的76%。隨著國企改制以及單位后勤社會化改革啟幕，大批單位自辦園被作為包袱甩給了社會。

　　1990年，北京市有托兒園所4793所，到了2009年減少到1266所，主要原因就是單位辦幼兒園的撤并。從全國來看，單位、集體所辦幼兒園的比例，已經從1995年的76%迅速下降到了2006年的21%。這些被撤并的，恰恰是為中低收入的工人、普通居民提供服務的幼兒園。致使我們本來應該提供給兒童學前教育的普惠式產品，存在著嚴重的稀缺和不足。

　　同時，自學前教育逐步納入市場化體系以來，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對其的投入均迅速下降。2003年，學前教育在中國政府教育支持中的份額僅占1.3%，近10年來這一投入比例基本沒有變化。在北京，2008年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僅占教育附加費的3.1%，市區兩級財政投入共7.41億元。

　　北京市政協專題調研組去年曾發布過一個數據，北京市山寨幼兒園已經達到1298所，比經過正規注冊的幼兒園還多32所。收費低、師資良莠不齊、保育設施簡陋、安全設施不到位，意外事故時有發生。然而這樣的幼兒園的收費確實很多普通家庭所需要的。

　　學者們認為，面對優質低價的教育資源短缺，最直接的辦法是增加投入。各地政府紛紛表態要增加學前教育投入。如北京市海淀區，在2010年到2015年規劃了13所公辦幼兒園，其中8所擬建在海淀北部農村地區。總共增加100個幼兒班，力圖解決4000個戶籍人口入托問題。整個北京市在2009年擴班300個的基礎上，2010年再擴300個班，增加1.2萬個名額。

　　不過，對于如何加大學前教育投入，是否完全由政府包辦，學界和決策層一直有兩條思路。一種思路，也是教育部門內部的主流觀點，認為要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這在一些大城市的呼聲頗高。然而，學界擔憂，即使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也無法避免高贊助費、入園難的問題，因為中小學9年義務教育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家依然會為優質的教學資源付出昂貴的贊助費。在他們看來，政府可以提供穩定的教育服務，但難以公平分配本不均衡的資源；同時，基準化的教育無法滿足多元化的需求，更難產生合理的激勵機制。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則認為，學前教育應該說是一種普惠式的、兒童應當得到的公眾服務，所以它應該是由政府主導來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事實上，即使當下政府著力大建公辦幼兒園，相較缺口，仍是杯水車薪。在不少學者看來，鼓勵民辦園的發展，給予扶持的優惠政策，才是增加供給最重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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