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里所說的恨不是“仇恨”的恨、不是“嫉恨”的恨、不是“怨恨”的恨，而是“痛恨”的恨，是對于缺乏人性、缺乏良知、缺乏道德的一切丑陋行徑的深切憤恨。有了這種恨，在危及社會公平、正義及和諧的種種丑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面前，才會有橫眉冷對，才會有拍案而起，才會有義正詞嚴，才會有挺身而出，才會有見義勇為。

　　教育應當培養學生的愛心，應當使學生學會愛——這在今天已經近乎于常識。對于這個常識，我們找不出值得懷疑的任何理由，因為道理很簡單：一個沒有愛心的世界注定會成為霍布斯所說的“叢林世界”，成為冷漠、兇殘的“狼的天下”。因此，培育學生的愛心可以說是教育的一個首要主題，也是一個永恒主題。

　　然而，教育只要使學生學會愛就夠了嗎？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只要有了愛的教育便可實現了嗎？

　　我以為，只要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就很難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因為社會現實反復告誡我們，這個世界還存在著大量的丑惡、邪惡與罪惡，僅僅憑借愛還不足以掃除丑惡、鏟除邪惡、阻止罪惡，不足以從根本上防止人為悲劇與社會困境的不斷發生，因而也就不足以催生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

　　也就是說，愛的作用其實并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無邊無際，而是有它的限度。愛雖然可以賦予貧困者、受難者及受害者以巨大的力量，可以給他們帶來心靈上的慰藉、物質上的幫助以及生活的勇氣，卻不能構成對于那些貪得無厭者、巧取豪奪者、昧心剝削者、肆意欺壓者以及濫殺無辜者的巨大威懾力量，甚至基本沒有威懾力量。換句話來說，愛可以揚善，卻難以止惡。

　　于是，我們便可看到迥然相異的兩種現象同時并存。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愛心行為層出不窮，任何時候都會有很多人加入到幫助他人、奉獻愛心的隊伍中來。尤其是當大的自然災害、安全事故出現時，更是如此。其時其地，人與人之間相互關心、相互謙讓、相互幫助的場景，時時讓人感動。但另一方面，社會中的丑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卻并未因這些愛心行為而減少與減弱，這些行徑甚至呈現出數量有增無減、嚴重程度愈演愈烈之勢。相信這是我們大家很不情愿承認但又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嚴峻事實。

　　毫無疑問，建設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不僅需要對貧困者、受難者、受害者予以真切的同情、關懷及幫助，而且需要對貪婪、欺壓、施暴之類危害他人及公眾利益的丑陋行徑予以堅決的譴責、阻止及懲罰。如果說前者——也就是同情、關懷及幫助——必須訴諸于“愛”的話，那么，后者——也就是譴責、阻止及懲罰——則不得不仰仗于“恨”。這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這“同一件事情”便是建設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沒有足夠的“愛”，這世界便會缺少溫情、缺少溫暖、缺少溫馨，弱者便難以生存。而沒有必要的“恨”，這世界便會缺少憤激、缺少憤慨、缺少憤怒，丑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便會肆無忌憚，且這些行徑對弱者造成的傷害遠非“愛”的同情、關懷及幫助所可消解。

　　這里所說的恨不是“仇恨”的恨、不是“嫉恨”的恨、不是“怨恨”的恨，而是“痛恨”的恨，是對于缺乏人性、缺乏良知、缺乏道德的一切丑陋行徑的深切憤恨。有了這種恨，在危及社會公平、正義及和諧的種種丑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面前，才會有橫眉冷對，才會有拍案而起，才會有義正詞嚴，才會有挺身而出，才會有見義勇為。這樣的“恨”，難道不是建設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所必需的嗎？

　　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可以借用一下周恩來1963年3月6日給雷鋒的題詞中的一個詞語來表達當下中國教育的一項有張力的任務，即我們的教育應當使學生學會“憎愛分明”。在我看來，如果我們的教育不使學生學會一點“恨”的話，如果我們的未來一代將來離開學校、走上社會，對于缺乏人性、缺乏良知、缺乏道德的丑惡、邪惡及罪惡行徑熟視無睹、毫無憤恨的話，那么，我們的社會就依然不會形成對于丑惡、邪惡及罪惡行徑的巨大威懾力量，這些行徑便依然會肆無忌憚、愈演愈烈。

　　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可以套用一下被稱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提出的一個問題的句式來提一個問題。當年梁濟向梁漱溟提出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會好嗎？”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教育不在使學生學會愛的同時、也學會一點‘恨’的話，這個世界會好嗎？”（吳康寧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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