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教育，不僅成為眾多幼兒家長“萬眾矚目”的一個問題，也成了政府相關機構面臨的一道難題。“公辦園進不去，民辦園進不起”“公辦民辦，園園難入”，一邊是家長提著小板凳，在某某公辦幼兒園門口風餐露宿徹夜排隊，好不容易才能為孩子入園爭得一個“報名號”。另一邊則是一些民辦幼兒園令人咋舌的天價收費。再加上近幾年節節攀升的新生兒數量，我國的學前教育似乎從沒經歷過眼下這樣的困境。

　　面對日益增長的幼兒園供需矛盾，在公辦園普遍投入不足的情況下，民辦園本是解決學前教育問題重要的補充力量。正視不同層次的學前教育需求，分級指導各類幼兒園的發展，也應體現在相關政策之中。

　　然而實際情況是，無論是今年各地陸續出臺的“學前教育3年行動計劃”，還是“十二五”教育規劃指標，接下來的3-5年內，公辦幼兒園的建設都是絕對的主流。相比之下，對于民辦幼兒園發展的指導、規劃與管理，仍有諸多問題需要調查和探討。

　　無法滿足需求的公辦幼兒園

　　以北京市學前教育發展情況為例，根據5月26日市人大常委會通報的情況，北京市在未來3年內，計劃新建、改擴建769所幼兒園，使全市公辦園比例達到65%以上。

　　還有一組更直觀的數據，2010年北京市新建30所幼兒園，新增1.2萬個幼兒上學機會。而在2011年，按照市教委計劃，全市將繼續新增26901個幼兒園學位，至2013年，共計將增加7.5萬個幼兒入園指標。

　　那么，這些措施是否足以解決北京市學齡前兒童的入園需求？

　　在今年全國人大北京團集體審議會上，人大代表索連生提出，根據他此前走訪相關部門的調查，未來3年，北京市適齡入園兒童將達到54萬人。從目前全市幼兒園班級數字看，學位缺口將達到近一半。

　　而這一缺口，其形成顯然并非一日之功。

　　2009年3月，由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及多個部門形成的專題調研組，經過兩個月的走訪，摸清了當時北京市學前教育的基本情況。

　　根據其最終公布的數據，2009年北京市經過正規注冊的幼兒園僅為1266所，與1996年全市3056所幼兒園的數量相比，下降了58.7%。彼時，全市能提供的幼兒園學位數約為24.8萬人。

　　同一時期，北京市沒有注冊的所謂“山寨幼兒園”則有1298所，已經超過了注冊園的數量。

　　當時的調研組成員、北京市政協委員周玲玲曾表示，學前教育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產品，政府有義務履行職責，保證學前教育的公益性，滿足社會對學前教育的需求。

　　她進一步表示稱，此前《北京市學前教育條例》中所提學前教育機構以社會力量辦學為主體的這一導向是需要改正的，要打造新的學前教育模式。政府一定要成為主導，并提倡大力發展社區辦幼兒園。

　　這或許可以說是北京市轉變學前教育發展思路的開端。然而綜觀修正之后的政策措施，正如此前政府選擇將幼兒園推向社會，其后造成了大量幼兒園的“關、停、轉”一樣，如今若轉身為完全依賴官方與集體的力量，或許又將走入歧途。

　　消失的“被民辦”幼兒園

　　上世紀90年代，幼兒園入園問題并不突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前理事長馮曉霞指出，這與當時幼兒園的整體結構和服務性質相對合理有關。

　　當時我國的幼兒教育機構分為教育部門辦園、其他部門辦園、集體辦園和私立園4種模式。其中，前3類占到了幼兒園總數的90%左右，所需教育經費由國家、單位和幼兒家庭共同分擔，家庭所需負擔的比例并不大。

　　此后，伴隨經濟體制改革，企事業單位剝離社會功能、精簡機構，大量單位辦園和集體辦園迅速關、轉、改，取而代之的是營利性質的民辦幼兒園，家庭幼兒教育經費負擔也隨之加重。

　　被企事業單位作為轉型“包袱”拋向社會的幼兒園，其先天發展條件即不足。在沒有政策和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倉促走向“民辦”的幼兒園，面對的卻是已經習慣了選擇公辦園的家長，因而大量“倒閉”。

　　然而雖然經歷了絕對數量的大幅下降，依照2010年北京市對于民辦幼兒園的部分統計數據，民辦園仍舊占全市幼兒園總數的60%-70%。

　　這一幼兒園的曲折發展或許正是促成政府下決心大力舉辦公辦園的直接動因。根據《北京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除加強公辦園以及社區配套幼兒園的建設，還將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民辦幼兒園提供“優質平價”服務。

　　從目前可見的政策指向來看，北京市教委已決定投入一筆資金，用于恢復一部分街道和企事業辦幼兒園，目前正在進行相關調研和測算。

　　此外，北京市教委還將進一步加強對于新建小區配套幼兒園的管理，杜絕挪用和擠占現象，并將保證其中至少有50%建成公辦園，其余幼兒園則由業主協商確定成本核算方式和收費價格，然后進行招投標，確保小區配套托幼園所合理收費。

　　幼兒教育的多樣化需求

　　這樣看來，北京市針對學前教育的政策措施應該說已經相對全面。但是面對龐大的學位缺口，仍有兩部分因需求而生的民辦園，游離于政策之外。

　　一方面，當前北京市新生兒中非戶籍人口的比例已超過戶籍人口。專家表示，在城鄉結合部，還有大批農民工子女需要入園。若不將其納入學前教育規劃，很難說真正達成了學前教育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因為“天價園”等事件，加深了民眾對于部分收費昂貴的民辦幼兒園的不滿。但是根據實際需求，一部分立足于相對高端的小區，以高于公辦園價格發展的民辦教育機構，已經成為一部分家長的選擇。

　　記者在跟身邊即將或已經成為家長的朋友們交談之后發現，相比不好丈量的“幼兒教育質量”問題，“就近、安全、衛生”等因素才是他們最為關心的。而這也是公辦幼兒園之所以成為大多數人首選的原因。

　　為了“擠入”這些人滿為患的公辦幼兒園，家長們寧愿忍受排隊、走后門、交贊助費這些不合理的狀況。除非實在無力承擔，才會考慮民辦園。

　　對于這種情況，記者一位身處教育圈子的朋友表示，在教育領域，對于“民辦”一詞本身就帶有不正確的觀念，認為民辦就是不規范以及質量差的代名詞，并且必然與營利相聯系。

　　該人士表示，營利本身并沒有錯。民辦園沒有政府的資金支持，沒有營利就無法維持。關鍵要看兩點，一是民辦園的經營成本與定價是否合理，若相差太大，自然會引起公眾的不滿；另外還要看經營所得用于何處，是投入幼兒園進行再發展，還是進了私人“腰包”。

　　幼兒園難入，這其實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外還有一個公辦園、民辦園都存在的問題：幼教質量。在基本的入園需求尚未滿足的情況下，追求“幼教質量”似乎顯得有些“奢侈”。然而，伴隨我國與世界接軌的步伐，這一問題會越來越突出，也正在受到越來越多家長的關注。

　　記者另一位在幼兒雜志做編輯的朋友，向記者講述了她所接觸到的一位家長的經歷。作為留學歸國人員，這位家長的孩子目前正在本市一所公辦幼兒園就讀。該園作為北京市一級一類幼兒園，家長本來對其感到滿意和放心。但最近這位家長卻感到了相當的猶豫和困惑：她不明白自己的孩子每次進幼兒園的時候，為什么會表現得如此安靜，而沒有一個孩童應有的活潑笑鬧。

　　從社會意義上來講，學前教育不僅是每一個兒童都應公平享有的基本權利，其對于兒童早期發育的影響已經得到了多種學科的支持。

　　馮曉霞曾撰文指出：學前教育的效果不僅使幼兒及其家庭受益，而且可以外溢給社會。在提高國家人口素質，減少貧困、犯罪等社會問題等方面，能夠起到社會問題早期預防的作用，并且可為國家未來人力資源的開發奠定基礎。而針對近年來政策中經常提到的“普及率”一說，馮曉霞曾表示，“沒有質量的普及率毫無意義”。

　　某種層面上來講，即便我國學前教育的“入園率”達到國際水平，對于大多數家長和幼兒來說，也只是有了一個“看孩子”和“交小朋友”的場所，“教育”一詞無從談起。

　　綜上所述，單一的公辦幼兒園建設標準，一方面難以全面滿足低端人群的入園需求，另一方面也同樣達不到差異化的教育要求。

　　民辦幼兒園發展之困

　　那么，目前北京市的民辦幼兒園究竟處于怎樣的發展狀態？為此記者走訪了朝陽區一家民辦幼兒園。

　　該民辦園位于一所社區內部。小區的整體環境優美舒適，根據其中一套正在出售的房源顯示：200平米的住房總價約為700萬元左右。

　　進入幼兒園大廳，左側是一面大窗戶，可以看見外面圈起來的露天小院，有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士正為孩子體檢。另一側則是一間寬敞的舞蹈教室，此時靜悄悄的。上到二樓，隱約可以聽見教室里傳來孩子的笑語聲。園長辦公室位于走廊一側，面積不大，除了兩三張辦公桌和一個書柜外，并無特殊之處。

　　園長向記者介紹了一些幼兒園的基本情況，目前全園共有9個班217個孩子，這已經是經過擴招之后的數字。基于小班教育理念，本來一個班只有15個孩子左右，后來為了應對需求，才發展成為滿班額、滿建制的情況。

　　“幼兒園大概有3000多平方米，與區教委簽了12年的合同，每年需要交納國有資產占用費21萬左右”，園長表示，作為一級幼兒園，目前園內每個孩子每月總共需要交納費用3700元，綜合運營結果，園長評價為“略有盈余”。

　　當記者問到政府提出下一階段將提高每位學前兒童的生均補助至1200元，園長表示，這種補助是針對新增名額的。如果幼兒園若要改建擴大規模，當初辦園時的全部手續都要再走一遍，因而目前尚無這方面的考慮。

　　談到未來，園長表示一是要面對生源競爭，還有就是師資的流動問題。對于政府大力支持鼓勵公辦園發展，她認為還是應該允許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存在，因地制宜區別對待。

　　對此，不少民辦教育機構的負責人都有類似感受。

　　目前北京市幼兒園執行的是分級分類制度，幼兒園按級別有不同的價格標準。海嘉幼教機構主任宮照偉指出，對于民辦園的定價，政府應該確定一套合理的評估體系，而不是簡單比照公辦園的標準來辦理。

　　明確定位政府角色

　　最近，北京市一則關于市民可舉辦“微型幼兒園”的消息，引起了多方關注。

　　“微型幼兒園”是指辦園規模在4個班級以下、收托幼兒40-100名左右的幼兒園。要求申辦者需具有北京市戶籍和固定住所，注冊資金不低于50萬元。其他還有一些有關場所以及安全方面的標準。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在其博客中專門撰文表示，政策具有進步意義，但仍有局限性。

　　他表示，對于基礎教育而言，規模越小反而越有利。40人的最低規模，必然限制了一部分城鄉結合部以及流動兒童的入園需求。他建議應學習上海的相關措施：農民工自辦的“黑園”不符合規定，那就修改規定，將其定義為“看護點”。上海政府出臺的相關文件言明：看護點是指“接收郊區農村人口集中地區的適齡兒童10-50人的符合相關要求的看護場所”，而且“具體人數可根據當地實際適當放寬”。在監管方面，政府也只要求達到房屋安全和食品安全這兩項最低要求。

　　此外，上海市政府還通過財稅、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鼓勵社會力量舉辦民辦3級幼兒園，用低廉的價格和較好的教育服務，逐漸取代不規范的辦園點。

　　楊東平最后強調，家長對于孩子接受什么樣的教育，擁有主要的決定權。政府功能則在于提供服務和管理，而微型園和看護點的意義，就是政府要提供符合家長實際需要、平民上得起、用得上的幼兒教育。

　　對于政府應該提供什么樣的幼兒園，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戰略室副主任王元京對本刊記者表示，學前教育投入一定不可以再給部分幼兒園“錦上添花”，而應該用到最基層最需要的地方。

　　“可以簡單劃分一下，對于低收入人群的入園需求，應該盡量由政府來解決。而對于大部分的中等收入家庭來說，政府應采取多種形式，以稅收優惠、補貼等形式，結合一部分社會力量來辦園。最后一小部分高端的需要，則完全交由市場來解決。如果全部入園需求都靠政府力量來解決，那肯定是不現實的”。王元京最后強調。

　　馮曉霞也表示，對于欠賬太多的地區和農村，興建鄉鎮中心園和公辦園是必需的。但是對于大量普惠性的幼兒園建設來說，則應通過多種方式實現。如可以借鑒外來經驗，開辦半日制幼兒園，或出臺優惠政策，鼓勵和支持企業出資委托非營利性機構辦園，同時為企業職工和社會服務。

　　最后，王元京還向記者強調了政府監管的重要性：“對于學前教育的監管應有社會參與和評價，比如和居委會、物業等聯合起來建立一套監管機制，使價格和收費明朗化”。

　　而對于一些商業性比較強的高端幼兒園，對于其價格監管應區別不同情況，根據其運營成本，分區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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