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視與進步

　　中國讀寫障礙的研究始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陸較香港臺灣地區為晚。在此之前，從19世紀中葉起的臨床醫學報告個案、20世紀提出學習障礙概念、直至上世紀70年代教育立法，西方的學習障礙研究已走過漫長路程。

　　1949年，國際讀寫障礙協會成立。美國、英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也成立了讀寫障礙研究協會。2000年，梁威教授等人參與成立了學習障礙研究專業委員會，掛靠在中國教育學會兒童心理專業委員會之下，是一個三級學會。之后，隨著國家對三級學會的管理調整，這個委員會自動解散。目前的研究，多以課題形式存在。

　　至今為止，還沒有統一的診斷評估標準可以用于漢語閱讀障礙。有的學者用識字量，有的學者用閱讀測驗判斷是否低于同年級水平，還有學者翻譯修改國外學習障礙篩查量表。而提供讀寫障礙矯治服務的教育機構，國內知名的不過三四家，矯治理念也各有不同。從基礎到應用，讀寫障礙研究在我國仍在“初級階段”。

　　“在大陸，教育心理學講的是普通人，特殊教育又在講殘障人士。而這一大部分讀寫障礙的，無形中就成了(誰也不管的)邊緣人物。”劉翔平教授說。

　　而在臺灣，《特殊教育法》將學習障礙與智能障礙、視聽覺障礙并列，共同稱為“身心障礙”列入保護。2010年6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發布了一份《為學障學生提供服務》的文件，明確表示，“經評估確定有讀寫障礙的考生……可提供適當的特別考試安排”。

　　這些安排可能包括：筆試時間延長四分之一;考生可以隔行或者隔頁書寫;90分鐘或以上的考試，考生可申請每45分鐘休息5分鐘。另外，考評局還可以為學生印制單面試卷，甚至提供象牙色的卷子。

　　香港的小學還會對剛入學的孩子進行早期識別。如果在指定機構測評為讀寫障礙，孩子們將獲得香港教育統籌局劃撥給學校的特殊教育基金，每位孩子1萬港元。美英等西方國家也有類似政策。

　　“其實，這些政策是在減少未來的社會投入。”劉翔平教授說。旅行時，他曾注意到鄰座的一個姑娘。一份報紙，她讀了四個小時還沒有讀完。細細一問，她是化妝品銷售員，沒有上過大學。

　　有數據顯示，只有大約8%的讀寫障礙者可以完成大學學業。而染上網癮、酗酒，或是失業乃至犯罪，被應試教育淘汰的另一部分，有可能成長為社會的不安定因子。

　　劉翔平教授、梁威教授和蘭紫都努力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講座推廣這一理念。然而，在一次會上有家長聽了蘭紫對矯治讀寫障礙的介紹后，回家一問，身邊沒人聽得明白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道，你肯定是騙我的!”

　　那位在她面前說心愿是“用原子彈炸學校”的男孩文文，最終也沒有來接受矯治。文文的媽媽回家后向老公提起，不料老公責罵她：“你才腦子有病!我的兒子沒有問題!”奶奶也不贊成：“花這錢，還不如請個家教讓他好好學習呢。”

　　蘭紫深感常識普及還要繼續，因為，“只有公眾的了解，才能最終產生對這個群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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