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公布了第六批取消和調整的行政審批項目，其中包含取消“中小學國家課程教材編寫核準”，僅僅簡單一句話，在網上網下立刻引起了強烈關注。

　　一本教材，至少影響著幾十萬名孩子，近年，對中小學教材編寫的詬病和爭議一直未停，關于“放開”還是回歸“統編”的論戰也甚囂塵上，而此次取消教育部對中小學國家課程教材編寫核準，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來，似乎是一個“信號彈”，教材的壟斷有可能進一步被打破。

　　然而，教材編寫真的從此放開了么？那么今后編寫、審查、選擇教材由誰說了算？教材的質量標準又由誰來掌控？“取消”的背后似乎出現了更大的謎團。

　　學者說“選擇教材行政官員說了算”

　　“長久以來，中小學教材的核準與審定都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來進行，而選擇教材，在很多地方，也是由行政官員說了算，被認為是政府的職權，教材成了類似‘行政文件’的東西，所以造成了和教育實踐的脫節，教材內容有時并不符合學生學習和老師教學的需要。”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項調整的意義在于：把本應由專業組織把握的專業事務去行政化，讓教育回歸教育。”

　　“一綱一本”改為“一標多本”

　　在儲朝暉看來，這算是“一個進步”，而“放開”是教材改革的大方向。實際上，這個舉措并不是從現在開始的，早在2001年，我國啟動第八次課程改革開始，便逐步打破了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壟斷教材編寫出版的“一綱一本”模式，改為“一標多本”。即在統一教育大綱、統一課程標準之下，放開多家出版機構，參與教材編寫和出版發行，該模式被認為是教材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教材編寫實行立項核準制，即教材編寫者必須事先向教育部申請立項，經核準后方可編寫教材。據不完全統計，新課改以來，經教育部核準、審定通過的義務教育教材共21個學科207種、普通高中16個學科共68種。而此次取消該核準，從某種程度上是教育部下定決心進一步貫徹“一標多本”的體現。

    取消核準　讓教材脫離“行政”

　　儲朝暉告訴記者，即使目前實行“一標多本”，但實際上教材的編寫依然無法擺脫行政色彩，由出版社或者專家編寫的教材，牽頭和審定基本還是行政主管部門，大多數教材還是以“有關部門規定文本”的姿態出現，他認為，取消核準之后，編寫教材人員的主體應當改變，“什么人編寫教材，選擇什么樣的教材，主體應該是最熟悉學生成長規律的一線教師。”他舉了個例子，廣受推崇的“民國老課本”為什么至今還受到歡迎，因為它是純粹來自民間的，編寫者是葉圣陶等人這樣的教育實踐者，完全符合孩子的特點和需要，所以“透著民眾皮膚上的冷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老師說“我再怎么執筆也是打工的”

　　記者了解到，在北京，一些一線教師實際上早已經參與到教材的編寫工作中，但是行政主管部門的“指導”，讓他們有一種“帶著枷鎖跳舞”的感覺。

　　北京四中的特級語文老師顧德希從1982年開始參與人教社的教材編寫，是四套中學語文教材的主要執筆人，又幾十年在教學一線，對語文教學的沉疴有深刻的把握。然而對于教材的編寫，他有不少苦衷：“我再怎么執筆，也是打工的。老板是人教社。他們按照教育部指示辦，行政色彩很重。新的大綱下來了，要素質教育，課程改革，教材就跟著變。其實無非是換幾篇課文，有時候也沒換。”很長一段時間，顧德希只能在自己的課堂上零敲碎打地小改良，大動作很難實施。

　　“有經驗的老師拋開課本教學生”

　　一線教師對于教材的不認同導致了一些奇特的現象。北京市陳經綸中學語文特級教師王大績告訴記者，對于近年一直遭到詬病的語文教材問題，他已經“不會和教材較勁”，他向記者透露了一個“業內秘密”，“不少有經驗的語文老師采取的方法是，并不依賴教材，有些名師甚至完全拋開課本，按照自己的一套語文教學體系進行，重點是在教學生，而不是教課本。”他認為，目前的語文教材的編寫和教學有距離，“雖然編寫教材有一線教師參與，但是主體還是行政主管部門和大學中文系的專家，行政官員選文章的重點在于意識形態，中文系專家看重的是文學史，他們并不了解中學生的語文教育的特點，其實中學語文不需要多高深和專業，它教給學生的無非是：生活、語言和思維。”

　　“提高教學水平而不依賴教材”

　　北京十五中的一名資深語文老師也證實了這種情況，“教材改了很多版本，其實是換湯不換藥，我們能做的，只能是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好的文章重點講詳細講，不好的文章根本不涉及，根據學生的需求給他們提供更大的閱讀學習空間，而不依賴教材中選擇的這些篇目。”四中有語文名師，精通古典文學，自己給學生開出學習的古文課程，放棄教材，也一度引發爭議。

　　教師編教材　試驗版嘗“新”引發軒然大波

　　正是由于這種狀況，北京一些優秀老師萌發了自己編套教材的想法，在教材改革的進程中，2007年北京的教材改革曾經做出過大膽的嘗試，試用的北京版語文教材一度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它的主編群體正是具有多年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們，四中老師顧德希擔任主編。

　　據顧德希介紹，最初是2002年左右，當時教材改革剛放開，他和一些老師就萌生了一個意愿，想在北京市搞一套思路不同于人教版的語文教材，大家“志同道合”，出于個人的興趣，帶著一種“玩票”的想法參與進來。2006年，剛好趕上北京市教委要選用兩套高中語文教材，這個項目通過了評審，這個教材的試驗版本最終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在北京市少數幾個學校試教。這版教材的“新”體現在增加了不少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作品，包括海子、余華、鐵凝、賈平凹、阿城等中青年詩人、作家作品，甚至金庸作品也入選閱讀篇目，這在北京市使用的語文教材中還是第一次。

　　“我們是敲鼓的，別人定音兒”

　　參與這套教材編寫的王大績老師告訴記者，這版教材雖然有所創新，但是在媒體質疑和行政部門的干預下，其編寫主旨仍有與中學教學相背離之處，“雖然不少老師參與了編寫，但是我們是敲鼓的，別人定音兒，最終的決定權不在我們手里。”王老師不無遺憾。

　　最終的決定權依然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記者了解到，雖然此次教材編寫核準取消，但并不意味著教育部對教材的完全放權，以前教材編寫過程，簡單而言，主要是立項核準——送審——修改——試驗——選用，現在已經取消了核準，但是一本教材能否被選用還要過審定關。

　　對此，儲朝暉研究員表示，這次的改革他認為“還不夠放權”：“教材審定應該組建獨立的第三方審查機構，由專業委員會或者專業學術團體來執行。”他表示，這種教材編審模式在國外已經相當成熟。

    誰來選教材　教材征訂滋生腐敗“灰色空間”

　　教材通過審定之后，由誰來對教材進行選擇，這也成為此次教材“行政放權”的一個關注點，儲朝暉研究員表示，長期以來，在各地市，光教材征訂就滋生了很多“灰色空間”。“在一些省市，選哪種教材由行政官員說了算，在選擇的過程中，會產生諸多利益糾葛。”雖然教育部多次下發文件，規定“地(市)教育行政部門應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負責教材選用工作。教材選用委員會應由骨干教師、校長、學生家長代表及教育行政、科研人員組成。”但實際上實施并不順利。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其中奧秘：一本教材定價雖低，但是印量巨大，一個省一個年級的學生動輒幾十萬，其中的利潤空間可想而知，成為暴利行業之一。而能否被選用，直接跟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有關，于是出版社與行政部門的關系就變得微妙起來。2009年落馬的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汪風雄，他的貪污案件和指定四川省中小學使用教材的版本，并涉嫌從中漁利有關，而他并不是被教材絆下馬的第一人。

　　教材選擇權應交給學校和老師

　　為此，儲朝暉研究員建議，國家取消教材編寫核準權后，要進一步嚴格教育大綱標準，推動中小學教材優勝劣汰，教材的選擇權，應該交給學校和老師，擇優而選。

　　事實上，在很多國家和地區，教材的選擇是由市場裁決的。北京教科院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研究中心進行的一項關于國外教材的調查報告顯示，德、法、韓等各國教科書的編寫出版都采用自由開放的政策，在嚴格按照國家課程大綱總體精神的前提下，教科書的編寫多由民間出版社組織完成，采用自由競爭的教科書出版模式，經過權威機構審查通過之后，最后由市場裁決，真正實現了“一綱多本”。版本眾多的教科書，增加了教科書市場的競爭力，也從另一個側面促進教科書質量的提高，各家出版社只有通過不斷學習和研究教育新成果，提高教科書編寫和制作水平，在教科書內容和形式上不斷更新，才能在競爭中取勝。

　　而教材的選擇則一般由學校決定，例如德國，教材一般由教師或校長、教師及學生家長開會商定，商定后由學校統一購買。教育行政部門無權干預。而在我國的香港，目前主要由學校自主決定教材，不一定用教育局推薦的文章或書目，也不一定要選擇某個出版商的教材，完全可以自己編寫適合本校學生的教材。不過，大多數學校目前采取的做法是，選擇一本出版的教材，然后根據課程設計需要增刪，并輔助以本校設計的教材。

　　“教材放開肯定是個大方向，但放開之后的規范還有待確立。”儲朝暉研究員說。記者就此事聯系教育部主管部門，答復為：“相關工作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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