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教育被稱為學齡前教育，不在義務教育之列。正是這樣的命名和政策導向，讓許多人以為，學齡前就是一個長身體、隨便玩玩的時期，不需要費勁思考教育的問題，在國家的資源配置上，這也是被嚴重忽視的部分。
這既有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問題，也有普通人價值觀的誤區。人們容易以為，幼兒教育是一個淺顯的教育階段，幾個學生模樣的小姑娘，只要脾氣好，有耐心，就可以勝任幼教工作。當你仔細走進幼兒教育的世界，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集中了人類對自身發展規律研究之大成的領域，深不可測，而我們卻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
公辦園：機關“辦社會”后遺癥
據廣東省教育廳及當地媒體公開資料顯示，在廣東，能進入公辦幼兒園的適齡兒童只占總人數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機會還是家長高價購得的。至2010年底，廣東省內共有幼兒園11161所，其中享受財政預算全額和差額撥款的幼兒園約410所，約為總數的3.6%。去年，廣州市各部門的財政預算公布后，廣州市9間機關幼兒園每年的財政補貼高達6000萬元，一度引起輿論嘩然。全國的數據與廣東的情況也大致相當，公辦幼兒園有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是過去機關單位“辦社會”的遺留產物，卻成為一項權力資源配置和公務員福利，由體制內成員獨享至今。
廣州番禺去年先行試點，以搖珠派位（即用電腦搖號）的形式，拿出學位對社會公開招生。此舉卻遭到部分公務員的抵觸，一些抽不到學位的公務員頗有微詞。可以想見，權力一旦成為福利，人們難以接受自己成為首批吃虧者，讓出資源與社會各階層公平享有。
即便是針對公辦園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層群體。所謂搖珠派位，與戶籍、房產等都深入掛鉤，無產無戶的外來工恐怕是無緣享受改革成果的。
每每上菜市場，總能看到三五歲的孩子，被賣菜的母親塞在旁邊的小椅子上，孤獨地擺弄手里僅有的一件玩具。賣菜的母親只希望孩子別跑動、別丟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這般重復的生活，對他意味著什么，這個階層的母親，無暇也無力顧及。
相比而言，美國對學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國參照。據美國官方資料介紹，1965年，作為聯邦政府“向貧困宣戰”的組成部分，美國開啟了建國以來由聯邦政府參與的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一個教育方案——提前開端計劃(HeadStartprogram)。這個計劃的目標在于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家庭的兒童提供適宜的早期教育，使他們得到必要的入學準備，為他們一生的發展打好基礎。與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開端計劃”不但為兒童提供相應的服務，還提供醫療、營養服務以及家長教育，以便通過這些服務來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這個計劃由聯邦政府進行投資和管理。這個計劃的宗旨在于，使得權力所能分配的資源盡量向底層傾斜，美國人相信，教育應當成為糾正出身不平等的一個有力手段，改變階層流動的固化。
遺憾的是，中國還在糾結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標，迄今仍未達到。也就是說，在教育問題上，我們連自己提出的底線目標也延遲了十數年沒有做到，遑論什么“提前開端”了。既得利益階層、新富階層和知識階層們似乎已經對政府能夠為他們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們忙著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長方案，竭盡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資源來彌補國家投入不足的缺陷。
匱乏與過剩：起點的不公平
匱乏與過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規劃著孩子們的人生，“輸在起跑線上”并不是危言聳聽。
這些年來，大學生中的新富階層占比越來越高了，而越是貧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掙扎不已而難以躍升精英階層。當新富階層的孩子有條件最大限度開發自己的潛能甚至有資本表現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時，底層大學生往往由于視野的局限、性格的內向被擋在表面上“公平”的競爭門檻之外。
在我的老師輩身上，我看到了無論家境如何，他們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識分子，來自貧寒家庭，他們沒有局促不安，沒有狹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與他們的童年時代，貧富懸殊并未走到今天這樣“極致”有關。
過去，所謂的貧富差異，不過是家里多幾斛糧食、幾斤肉的問題，工農、知識分子和公務員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別不會大到讓弱勢階層的孩子完全掉隊：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書，我也看書……他們之間，資源占有依靠計劃經濟分配，物質遠未有今天的豐盛，自然差距也沒有今天這樣顯著。
而今天，鴻溝在擴大。底層群體的孩子也許整個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沒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階層、官僚階層的孩子是擁有幾個iPad的問題。他們之間不僅有物質鴻溝，還有信息鴻溝。
階層的鴻溝表現在孩子們身上，卻源自這一代父母，他們共同站立在中國社會的轉型軌道上，面對著不可知的變革。
信息靈通的父母們，早已規劃好孩子的出國之路、高考之路。無論走哪條道，他們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深信主流教育體系的父母們，會在孩子起跑前就通過權力、房產資源謀劃好對付應試教育的“獨門絕技”，上哪個幼兒園能與官員的孩子們在一起，上哪個小學能升上重點中學，上哪個高中考上名牌大學概率最大，他們在孩子還沒出生的時候，就幾乎已經規劃好了。而打算與國際接軌的，則早早謀劃好雙語教育，摒棄應試教育路徑，不惜花費重金上民辦雙語學校，為的是將來直接申請國外的大學。在廣州，所謂美式高中，每年學費高達12萬元人民幣，不出國門就可接受國際化教育，修滿學分的畢業生可獲得通過認證的美國高中文憑，畢業即具備美國高中學籍，申請美國大學時，將更加便利。
價值觀的競爭提前展開
幼兒教育在中國的滯后遠不是對公辦幼兒園啟動改革所能改變的了，還有價值觀上的深刻分歧。階層的鴻溝，不僅是規劃意識和財力物力的落差，還體現為教育理念的差異化。
我就親眼見到有機會上公辦幼兒園的家長不惜路途奔波，到郊區找有特色的民辦幼兒園，也親眼見到住郊區大盤的家長不惜改變生活習慣，到市區租住狹窄逼仄的房子，為了讓孩子上公辦幼兒園。他們所代表的是有條件選擇資源的階層各自追求有價值觀的教育方式，在他們身上，資源是過剩的。
如上所述，有的家庭注重孩子跟上主流社會的步伐，寧可犧牲環境也要躋身主流階層，這與體制和權力資源的配置密切相關，有的家庭則接受相對西化的教育理念，他們渴望讓孩子接受保護和激發創造力的教育模式，諸如那些主張讓孩子們自在“工作”的民辦幼兒園，他們反對提前進行知識灌輸，反對應試教育幼兒化。把“小升初”當作高考提前戰，鼓勵孩子自私地對復習資源保密的家庭，主張小學初中快樂學習、培養孩子互助協作精神的家庭，走不走高考之路的價值觀差異、社會分化，提前到幼兒園、小學階段展開了。
在養育模式上，是否將幼兒教育作為為人父母的一項必修課，以何種時間精力投入孩子0-6歲的教育，也將深切地影響著未來一代人的品格、能力、情感。在有實力投入財力物力及早規劃孩子教育之路的家庭中，仍有一條隱形的鴻溝，即是教育理念的沖突和差異。
一個主張親力親為陪伴孩子玩耍、講故事的母親或父親，與一個忙于賺錢把孩子塞給高價幼兒園了事的母親或父親；一個一家老少看電視的家庭，與一個不看電視有閱讀習慣的家庭，他們的孩子將會出現怎樣的不一樣？
不同模式之下，孩子們將會呈現何種精神面貌？建立起何種價值體系？誰將更有創造力？誰更具備全球化的核心競爭力？競爭力是否包括價值觀塑造？值得長久考察。
我們現在難以預測這些起跑線不同的孩子們，未來的差異會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比今天的這一代人、兩代人呈現更為豐富多元的面貌。
今天，你不經意的一個動作、選擇，恐將影響深遠，正如當年沒有人會預料，奧巴馬的單身母親帶著他去上課時，對小奧巴馬會有怎樣微妙的影響，今天，也沒有人能夠預料，宣稱不落下孩子的每次家長會的奧巴馬怎樣地影響著他的女兒們。
能夠確認的是，無論是牢牢掌握體制資源，走應試教育路徑，上國內名牌大學的，還是放棄與中國教育體制較勁，計劃送孩子出國的，這些官僚或新富階層的孩子，未來不管以何種價值觀和面貌出現，他們都將成為人才儲備的重要來源。
然而，我們恐怕不能忘記那些在嬰幼兒時期就掉隊的社會群體，他們難道早早地就要被擠出參與主流社會競爭的行列嗎？對中國來說，教育作為改變階層固化，促進社會公正的手段，正在弱化嗎？如果不能有效改變目前教育資源被權力和資本壟斷的局面，幼兒教育，預示著下一代社會資源提前開始競爭？？這確實令人擔憂。幼兒教育被稱為學齡前教育，不在義務教育之列。正是這樣的命名和政策導向，讓許多人以為，學齡前就是一個長身體、隨便玩玩的時期，不需要費勁思考教育的問題，在國家的資源配置上，這也是被嚴重忽視的部分。
這既有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問題，也有普通人價值觀的誤區。人們容易以為，幼兒教育是一個淺顯的教育階段，幾個學生模樣的小姑娘，只要脾氣好，有耐心，就可以勝任幼教工作。當你仔細走進幼兒教育的世界，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集中了人類對自身發展規律研究之大成的領域，深不可測，而我們卻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
公辦園：機關“辦社會”后遺癥
據廣東省教育廳及當地媒體公開資料顯示，在廣東，能進入公辦幼兒園的適齡兒童只占總人數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機會還是家長高價購得的。至2010年底，廣東省內共有幼兒園11161所，其中享受財政預算全額和差額撥款的幼兒園約410所，約為總數的3.6%。去年，廣州市各部門的財政預算公布后，廣州市9間機關幼兒園每年的財政補貼高達6000萬元，一度引起輿論嘩然。全國的數據與廣東的情況也大致相當，公辦幼兒園有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是過去機關單位“辦社會”的遺留產物，卻成為一項權力資源配置和公務員福利，由體制內成員獨享至今。
廣州番禺去年先行試點，以搖珠派位（即用電腦搖號）的形式，拿出學位對社會公開招生。此舉卻遭到部分公務員的抵觸，一些抽不到學位的公務員頗有微詞�？梢韵胍�，權力一旦成為福利，人們難以接受自己成為首批吃虧者，讓出資源與社會各階層公平享有。
即便是針對公辦園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層群體。所謂搖珠派位，與戶籍、房產等都深入掛鉤，無產無戶的外來工恐怕是無緣享受改革成果的。
每每上菜市場，總能看到三五歲的孩子，被賣菜的母親塞在旁邊的小椅子上，孤獨地擺弄手里僅有的一件玩具。賣菜的母親只希望孩子別跑動、別丟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這般重復的生活，對他意味著什么，這個階層的母親，無暇也無力顧及。
相比而言，美國對學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國參照。據美國官方資料介紹，1965年，作為聯邦政府“向貧困宣戰”的組成部分，美國開啟了建國以來由聯邦政府參與的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一個教育方案——提前開端計劃(HeadStartprogram)。這個計劃的目標在于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家庭的兒童提供適宜的早期教育，使他們得到必要的入學準備，為他們一生的發展打好基礎。與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開端計劃”不但為兒童提供相應的服務，還提供醫療、營養服務以及家長教育，以便通過這些服務來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這個計劃由聯邦政府進行投資和管理。這個計劃的宗旨在于，使得權力所能分配的資源盡量向底層傾斜，美國人相信，教育應當成為糾正出身不平等的一個有力手段，改變階層流動的固化。
遺憾的是，中國還在糾結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標，迄今仍未達到。也就是說，在教育問題上，我們連自己提出的底線目標也延遲了十數年沒有做到，遑論什么“提前開端”了。既得利益階層、新富階層和知識階層們似乎已經對政府能夠為他們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們忙著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長方案，竭盡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資源來彌補國家投入不足的缺陷。
匱乏與過剩：起點的不公平
匱乏與過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規劃著孩子們的人生，“輸在起跑線上”并不是危言聳聽。
這些年來，大學生中的新富階層占比越來越高了，而越是貧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掙扎不已而難以躍升精英階層。當新富階層的孩子有條件最大限度開發自己的潛能甚至有資本表現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時，底層大學生往往由于視野的局限、性格的內向被擋在表面上“公平”的競爭門檻之外。
在我的老師輩身上，我看到了無論家境如何，他們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識分子，來自貧寒家庭，他們沒有局促不安，沒有狹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與他們的童年時代，貧富懸殊并未走到今天這樣“極致”有關。
過去，所謂的貧富差異，不過是家里多幾斛糧食、幾斤肉的問題，工農、知識分子和公務員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別不會大到讓弱勢階層的孩子完全掉隊：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書，我也看書……他們之間，資源占有依靠計劃經濟分配，物質遠未有今天的豐盛，自然差距也沒有今天這樣顯著。
而今天，鴻溝在擴大。底層群體的孩子也許整個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沒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階層、官僚階層的孩子是擁有幾個iPad的問題。他們之間不僅有物質鴻溝，還有信息鴻溝。
階層的鴻溝表現在孩子們身上，卻源自這一代父母，他們共同站立在中國社會的轉型軌道上，面對著不可知的變革。
信息靈通的父母們，早已規劃好孩子的出國之路、高考之路。無論走哪條道，他們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深信主流教育體系的父母們，會在孩子起跑前就通過權力、房產資源謀劃好對付應試教育的“獨門絕技”，上哪個幼兒園能與官員的孩子們在一起，上哪個小學能升上重點中學，上哪個高中考上名牌大學概率最大，他們在孩子還沒出生的時候，就幾乎已經規劃好了。而打算與國際接軌的，則早早謀劃好雙語教育，摒棄應試教育路徑，不惜花費重金上民辦雙語學校，為的是將來直接申請國外的大學。在廣州，所謂美式高中，每年學費高達12萬元人民幣，不出國門就可接受國際化教育，修滿學分的畢業生可獲得通過認證的美國高中文憑，畢業即具備美國高中學籍，申請美國大學時，將更加便利。
價值觀的競爭提前展開
幼兒教育在中國的滯后遠不是對公辦幼兒園啟動改革所能改變的了，還有價值觀上的深刻分歧。階層的鴻溝，不僅是規劃意識和財力物力的落差，還體現為教育理念的差異化。
我就親眼見到有機會上公辦幼兒園的家長不惜路途奔波，到郊區找有特色的民辦幼兒園，也親眼見到住郊區大盤的家長不惜改變生活習慣，到市區租住狹窄逼仄的房子，為了讓孩子上公辦幼兒園。他們所代表的是有條件選擇資源的階層各自追求有價值觀的教育方式，在他們身上，資源是過剩的。
如上所述，有的家庭注重孩子跟上主流社會的步伐，寧可犧牲環境也要躋身主流階層，這與體制和權力資源的配置密切相關，有的家庭則接受相對西化的教育理念，他們渴望讓孩子接受保護和激發創造力的教育模式，諸如那些主張讓孩子們自在“工作”的民辦幼兒園，他們反對提前進行知識灌輸，反對應試教育幼兒化。把“小升初”當作高考提前戰，鼓勵孩子自私地對復習資源保密的家庭，主張小學初中快樂學習、培養孩子互助協作精神的家庭，走不走高考之路的價值觀差異、社會分化，提前到幼兒園、小學階段展開了。
在養育模式上，是否將幼兒教育作為為人父母的一項必修課，以何種時間精力投入孩子0-6歲的教育，也將深切地影響著未來一代人的品格、能力、情感。在有實力投入財力物力及早規劃孩子教育之路的家庭中，仍有一條隱形的鴻溝，即是教育理念的沖突和差異。
一個主張親力親為陪伴孩子玩耍、講故事的母親或父親，與一個忙于賺錢把孩子塞給高價幼兒園了事的母親或父親；一個一家老少看電視的家庭，與一個不看電視有閱讀習慣的家庭，他們的孩子將會出現怎樣的不一樣？
不同模式之下，孩子們將會呈現何種精神面貌？建立起何種價值體系？誰將更有創造力？誰更具備全球化的核心競爭力？競爭力是否包括價值觀塑造？值得長久考察。
我們現在難以預測這些起跑線不同的孩子們，未來的差異會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比今天的這一代人、兩代人呈現更為豐富多元的面貌。
今天，你不經意的一個動作、選擇，恐將影響深遠，正如當年沒有人會預料，奧巴馬的單身母親帶著他去上課時，對小奧巴馬會有怎樣微妙的影響，今天，也沒有人能夠預料，宣稱不落下孩子的每次家長會的奧巴馬怎樣地影響著他的女兒們。
能夠確認的是，無論是牢牢掌握體制資源，走應試教育路徑，上國內名牌大學的，還是放棄與中國教育體制較勁，計劃送孩子出國的，這些官僚或新富階層的孩子，未來不管以何種價值觀和面貌出現，他們都將成為人才儲備的重要來源。
然而，我們恐怕不能忘記那些在嬰幼兒時期就掉隊的社會群體，他們難道早早地就要被擠出參與主流社會競爭的行列嗎？對中國來說，教育作為改變階層固化，促進社會公正的手段，正在弱化嗎？如果不能有效改變目前教育資源被權力和資本壟斷的局面，幼兒教育，預示著下一代社會資源提前開始競爭？？這確實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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