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地把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會和控制人口的政策掛鉤，非常惡劣；必須高度重視流動兒童教育政策的逆轉，至少應該恢復為一年前的入學要求。

   【背景】今年在京流動兒童在幼升小、小升初和初升高上均遭遇難關。

　　以通州區為例，今年幼升小“五證”細則對于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有明確要求，必須“在我區”。通州區大部分非京籍家長在其他區工作繳納社保，這一門檻令他們犯難。5月31日幼升小登記截止日期臨近，他們的孩子幼升小求學無門。不僅是通州區，昌平區、東城區、豐臺區等都對非京籍兒童入學提出了嚴格要求。

　　對于要在北京小升初的打工子弟，過去家長只要能辦齊五證，孩子持自辦學校學籍卡也有可能入讀公辦校。然而今年北京進一步提高“五證”門檻。但在統一的電子學籍系統建立后，“臨時學籍”不再管用，自辦學校的學生并未被納入電子學籍系統中。

　　初升高在異地高考的政策下，門檻也被提高。近日，因戶口不在北京，九名初三學生無法在北京參加中考并由此獲得普通高中學籍，他們委托父母向海淀區法院對北京市教育考試院提起行政訴訟，目前海淀法院已經立案。

　　北京針對非京籍不斷提高的門檻背后，有著怎樣的人口控制邏輯？這樣“一刀切”的政策真的可以舒緩北京的城市壓力嗎？這樣做的教育代價又是什么？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認為，通州等區近期抬高教育門檻的動作，是北京市對外來人口嚴格管控的整體性反彈。政策進一步收緊的原因，是北京人口控制的大氣候。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方針，北京“嚴控人口”行動全面展開。具體措施包括“以業控人”和“以房管人”等。這是一輪不僅限于北京，也同時在上海施行的非常嚴厲、非常強硬的清退外來人口的政策。

　　這個政策的主要執行手段，是把勞動密集型的批發市場遷出北京，利用調整產業結構來疏散人口。楊東平說，重整產業結構是沒錯的，但不能用調整產業結構的問題遮蓋流動兒童受教育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保障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會是基本政策和價值，不能顧此失彼。把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會和控制人口的政策掛鉤，是非常惡劣的。這使得北京在控制疏散城市人口的行政推動下，可以對流動兒童理直氣壯、堂而皇之地提高受教育門檻，剝奪他們的受教育機會。

　　再者，這種做法傷害力大，也具有危險性。楊東平提到，這次政策波及的很多家庭，其實并不屬于政府想要“清除”的“低端勞力”，其中不乏畢業后留京工作多年，穩定繳納社保，甚至已經在京置業的“小白領”。即便是要最終疏散“低端人口”，他們所在的密集型市場明年遷出北京，今年還是要讓他們的孩子在京讀書。

　　以上海為例，2008年后做了三年的流動兒童教育改革，甚至被視為全國最好，五證變一證。但現在又恢復到五證，而且辦了五證還不知道能否入學。楊東平擔心，這樣一來，已經在上海絕跡的打工子弟自辦學校又會出現。

　　楊東平最后說，必須為這種剝奪流動兒童受教育機會的情況大聲疾呼。他建議呼吁國務院有關負責人，高度重視流動兒童教育政策的逆轉，真正落實流動兒童的教育保障。楊東平建議，北京和上海，至少應該恢復到一年前的入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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