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值“幼升小”，北京市昌平區一些非本地戶籍的家長發現自己的孩子沒法在北京上學了，因為他們不符合昌平4月30日下發的《昌平區非京籍“五證”審核標準》，非本地戶籍常住人口子女入學的門檻明顯在提高。不僅昌平如此，東城、豐臺等區也是如此，要求孩子父母的居住與工作都在本區。

　　相對寬松的上海，近幾年也在收緊政策。2014年，來滬人員隨遷子女需在本市接受義務教育的，還只需要提供父母一方滿2年及以上的《臨時居住證》和有效的在街鎮社區事務受理中心辦理的靈活就業登記證明。到2015年，《臨時居住證》要求持滿3年，就業證明要滿2年。2016年，除《臨時居住證》滿3年外，就業證明也需要滿3年。

　　所謂五證是指適齡兒童父母就業證明、居住證明等，京滬廣深等特大城市均有相應要求，但內容有一定區別。這些要求中有一些相當過分，如深圳市的“五證”中要求適齡兒童有計劃生育證明，而計劃生育從來就不應該是限制子女入學的前置條件。除此以外，要求在本市就業、繳納社保還不算太離譜，畢竟要享受本市的福利，就要承擔一些義務，大家都能理解。

　　但政策分解到區縣、鄉鎮一級，就變得離譜了。比如要求在本區(甚至本鎮)就業的，北京通州，基本是一個“睡城”，居住在這里的人，工作往往在北京市區。而深圳要求有住所證明，往往演變成擁有房產或者額外繳納針對房租的稅收。北京亦莊更要求學生家長必須在學校片區工作3年以上。

　　這些離譜的措施大大提高了適齡兒童的入學門檻，對在京漂泊的外地人，尤其是那些在昌平、通州居住而在西城、朝陽上班的人來說，他們要么放棄目前的體面工作，要么讓自己的孩子離開父母回老家上學。更大的挑戰在于，他們必須在一兩個月內做出決定。

　　為什么會這樣？這些城市聲稱教育資源緊張。因為隨著城市常住人口的擴張，教育資源卻沒有相應增加配置，大城市的小學都是人滿為患。同時，也因為京滬等地正在提高低端外地勞動力留下來的成本，北京昌平、上海青浦宣稱他們正在降低非戶籍常住人口的比重，不讓他們的子女上學顯然是一條不錯的路子。

　　但教育資源真的緊張嗎？以上海為例，普通小學的在校學生數高峰是1993年的116.7萬人，這時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上海戶籍人口的子女。此后逐年下滑到2007年的低點53.33萬人，下降超過50%。按照1993年的小學學生容量，非戶籍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根本不成問題。

　　從2007年開始，上海普通小學的在校學生數開始反彈，逐年上升到2012年76.04萬人，仍僅為高峰時的65%，多出來的20多萬，基本上是非本地戶籍常住人口的子女。到現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在校學生中45%是非本地戶籍人口。相反如果不是非本地戶籍人口填補了這一空缺，上海的教師很多要失業。

　　那非本地戶籍常住人口到底有沒有資格在本地接受義務教育？拋開義務教育是法定權利、教育公平等無須多辯的道理，單論非本地戶籍人口對城市做的貢獻，城市也應該接納外地人的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我的同事傅蔚岡與吳華麗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2012年在上海繳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人數共計926.93萬，其中至少有400萬屬于非本地戶籍人口。即使按照最低繳費標準計算，非本地戶籍人口在當年繳納的統籌部分養老保險也超過270億元。

　　而同年上海市政府為非本地戶籍子女所支出的教育成本才不到112億元，僅為270億元的四成，這還不算養老金的個人部分實際上也貢獻給了上海(上海養老個人賬戶空賬運行)，稅收、城市的基礎勞動力供給、消費潛力、房價支撐等都離不開非本地戶籍人口。

　　北京、上海在征繳社保的時候，從來都不手軟。2013年，北京社保收入同比增長近20%，而北京市企業退休金達3050元每月，位居全國前列。上海在2011年強制非本地戶籍人口繳納社保以后，社保收支扭虧為盈，這全是非本地戶籍人口的繳費增長所致。然而，北京上海通過非本地戶籍人口解決了養老危機，卻看不到他們在義務教育方面的需求，再三設置門檻，唯恐多讓一個孩子讀書。占盡好處，卻不想付出一點回報，這種政策抑制了絕大多數非本地戶籍人口的繳費熱情，他們總是會與用人單位合謀不繳或者少繳社保。

　　對北京上海來說，要激發這種熱情，允許在職職工用社保換教育，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具體操作時，只需要勞動力提供一年的社保記錄，就允許其子女入學，因為其子女要就讀小學、初中，家長必然也會在本地工作，這意味著這個城市至少可以獲得非本地戶籍人口繳納的6-9年的社保。

　　兒童與年輕人才是一個城市最大的財富，城市培養下一代無疑也是為未來的城市發展提供人才。香港“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加分項中，子女多要比無子女更有優勢，有2名18歲以下的子女要比只有1名的多出5分。京滬廣深要成為國際性大都市，還要多向香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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