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即將到來，不少與如何跟孩子建立親密的親子關系的活動吸引了家長們的眼球。

　　吸引眼球的活動背后，折射的是對家庭教育的反思。在物質豐富的年代，在工作快節奏的城市，父母們是否容易將對孩子的愛用物質來彌補?對于巨大的外來務工群體來說，鄉愁的另一頭牽著的是同樣數量龐大的“留守兒童”。在這個孩子的節日面前，與文藝匯演、物質補償等相比，如何滿足家庭教育最本質、樸素的需求，關注數量龐大的留守兒童生存現狀，顯然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接不過來的孩子

　　85后曹蕓的女兒5歲了，在深圳呆了四五年的曹蕓把孩子交給在老家的孩子外公外婆帶。談起即將到來的“六一”兒童節，曹蕓表示自己沒時間回去，“外公外婆通常會買點東西給孩子，孩子就讀的幼兒園會組織表演節目，到時我會打個電話回去”。

　　一周打兩三次電話回老家的曹蕓坦言，盡管孩子在自己回家時會比較黏她，但在電話中，孩子對在深圳的媽媽表現得并不親熱。對于距離造成的親子關系疏離，曹蕓很是無奈，對于未來打算，曹蕓很茫然，“我們夫妻倆加起來每月5000多元，光生活費就要花掉2000多元，如果孩子過來了，吃、喝、上學等一個月可能要多出兩三千元，而且學校也不好找，工廠離住的地方也很遠，離企業近的房子，房租貴。再說，來了也沒辦法好好照顧孩子。”

　　跟對未來規劃茫然的曹蕓比，30多歲的李麗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的已經14歲，小的也有13歲了。由于夫妻倆一直在深圳務工，孩子只能交給老家的孩子爺爺奶奶帶。

　　往年的“六一”兒童節，李麗都要給孩子買禮物，盡管孩子現在大一些了，這個習慣也保留了下來。她剛給孩子每人買了3套衣服，給兒子買了鞋子，給女兒買了鐘愛的芭比娃娃，加上快遞費，花了600多元，“確實沒時間陪他們，買多點東西補償他們”。

　　孩子在老家，李麗覺得吃好、穿好、學習好就可以了，這也成了她每次給孩子打電話的主題。對于把孩子接過來的好處，李麗覺得除了能緩解自己的思念之情外，就是孩子能吃穿更精細一些，對孩子的學習監管力度更大一些。“唉，沒辦法啦。在家里讀書不要錢，吃飯在學校免費。老人家70多歲了，不愿意跟過來，說不習慣。”在生產一線工作的李麗兩口子每個月拿到手的大約七八千元，兩個人在廠里吃飯，每個月省吃儉用，能存5000多元。

　　小女兒想媽媽的時候會跟媽媽撒嬌，說要到深圳跟父母在一起，心痛孩子的李麗也很想把孩子接過來，但卻拗不過老公，“老公說過來租房貴，開支大，每個學期還要3000多元學費，兩個孩子就要6000多元，深圳車多不安全，每天上下班也沒有時間接送他們。孩子在老家，每個月寄700多元就可以了。”

　　末了，李麗深嘆一口氣，“現在多存點錢，過兩年我先回去，老公在外面掙錢養家。孩子在家沒人管怕學壞，我們那兒有些女孩很早就被攛掇著輟學，然后很早就結婚生孩子了。”

　　跟曹蕓、李麗兩位從事普通流水線工作的母親相比，在一家企業從事會計工作的袁小姐對孩子在身邊對于親子關系的改善有明確的認識。她把在老家兩歲多的孩子接了過來。“隔代教育對孩子的成長不利，爺爺奶奶帶得很精心，但是更多關注的是孩子的健康問題，性格養成上相對較弱，嬌慣下孩子脾氣比較不好，而且農村的教育環境也跟深圳不一樣。”

　　袁小姐盡管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對于如何操作還并不十分清楚，“比較頭痛，要靠自己學。”袁小姐十分關注身邊朋友對孩子的教育，“我一個朋友，從小就訓練孩子坐在BB凳上吃飯，從小講親子繪本，現在孩子非常喜歡讀書。我也希望培養孩子良好的習慣，但放在老家，根本沒辦法做這些。”

　　部分家長對家庭教育的無視與誤讀

　　這些形形色色的務工者對家庭教育的態度，讓孟宏覺得十分值得研究。作為深圳市婦女教育講師團和寶安區婦女教育講師團成員，孟宏受寶安區婦聯的委托，正在做一個關于寶安區勞務工家庭教育的調研。

　　孟宏介紹，隨機抽樣做的20多個個案中，以90后、80后偏多，不少被抽樣者對孩子的要求還僅僅停留在吃飽穿暖的物質層面，“這一部分群體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程度，只有一小半念了高中。一些留守兒童家長對于老人幫忙帶孩子基本上還是滿意的，能有個70分以上，通常會認為自己帶孩子會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一些。”

　　與這一部分多在基層崗位的被調查者相比，孟宏發現企業管理人員情況要好很多。“這一部分群體對于家庭教育會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有些出于各種原因，沒辦法把孩子接過來，不能對孩子進行理想的家庭教育，這也讓這一部分家長特別糾結、焦慮。”

　　孟宏描述，父母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預期，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效果，與父母自己的教育水平三者之間形成一個有趣的關系。“做管理層的父母，對孩子的家庭教育預期高，但不代表一定能形成良性互動，過渡焦慮反而有可能形成反作用，讓親子關系趨于緊張。一線普通工人反倒對生活的滿意度高。”

　　由于經常需要開展講座培訓等活動，光明新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主任周平原老師也屢屢看到一些家長對家庭教育的“無視”、“誤讀”。周平原認為，現在還存在一些家長認為教育孩子的責任應由學校承擔的現象，“家長認為我交了學費，那孩子的事情都是學校的了。也有一些家長特別是民辦學校家長，群體流動性大，家長的家庭教育意識也淡薄;也有一些家長比較極端，往往用打孩子代替所謂的家庭教育;也有的家長過度溺愛，往往用物質獎勵來作為‘物質補償’，但這代替不了親情，也容易讓孩子出現攀比心理。”

　　日常活動中，經常會遇到讓周平原哭笑不得的家長。一次，一名孩子父親匆匆趕來聽報告，他告訴周平原，自己是開公司的，平常生意很忙，這些事情以往都是家中老人在打理，這次自己是“替”他們來的。“替”字讓周平原十分感慨，也讓他意識到在不少家庭中家庭教育缺失的嚴重性。

　　在講課中，很多家長反映，為什么孩子在學校的時候很活躍，能和同學打成一片，但是到了家中就不怎么跟家長溝通。“溝通”是周平原給出的“藥方”。他用學校中老師的教學態度、情商會影響學生的興趣，進而影響到成績來形容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情商重要性，“現在很多家長跟孩子談心，一開口就是分數如何。在現有高考體制下，其實學習成績也是綜合素質的一部分，要求成績好沒有錯，但是落點應該放在如何幫孩子找到合適的學習方法上，應該放在培養學習習慣上。”

　　關愛留守兒童是全社會的事

　　周平原認為，現有的家庭教育往往是通過學校這個窗口向家長們傳遞家庭教育的信息，而那些孩子留守在老家的務工家長群體，則缺乏這個渠道，家庭教育對于他們來說是一門“自修課”，“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會具有比較強的攻擊性。社會在關愛留守兒童時，應該把對留守兒童的父母家庭教育認識、方法培養也提上日程。這是一個全社會的事，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家長群體等多方面協力才能做好。”

　　深圳東西方社工服務社官田社區服務中心主任、寶安石巖艾美特企業社工項目負責人付錢香也有相同感受，“中國人比較內斂，不太擅長表達情感，最嚴重的一點是用物質代替感情交流。很多家長認為，我不能陪在你身邊，你要什么就給什么。”她鼓勵家長把孩子接到身邊，“深圳的學校普遍比較重視家校合作，通過學校的窗口也會傳遞一些家庭教育的觀念。”

　　對于政企校及社會組織如何聯合開展勞務工子女關愛，付錢香有不少心得。從2011年到艾美特后，她的工作內容之一是開展對勞務工子女的關愛。近年來，艾美特針對勞務工子女的暑期夏令營越辦越成熟，在勞務工中也越來越有知名度。

　　暑期夏令營中既有被家長們接過來過暑假的留守兒童，也有在深圳跟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付錢香很明顯地感覺到兩個群體的不一樣。“由于學生才藝與特長培養成本高，勞務工子女或因家庭經濟條件，或因父母教育觀念，或因農村教育落后等限制，多無法接受文化課程以外的才藝與特長培養，無法獲得更為全面的教育和發展。很多留守孩子通常比較安靜，表現出不自信甚至自卑，交流能力也沒那么強。”

　　但正是這一群孩子，讓付錢香感受到了內心的觸動。她看到一個孩子在日記中寫道：“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年級大了，干活干不動了，希望你們能回來陪著我們，即使家里窮點也沒關系，只要家人能在一起就好。”

　　由于距離，不了解父母的孩子有時難免叛逆。在暑期活動的參觀父母工作場所環節，不少孩子受到了震動。一個孩子在觀后感中感慨地寫道：“爸爸工作很辛苦，我一定要節約用錢，一方面要努力學習，平時也要聽話。”

　　家長們對于這種服務模式顯然是滿意的。“服務結束后，不斷有家長(員工)前來詢問明年是否開展暑期服務，若開展就仍接小孩過來，不開展的話就不把小孩接過來，演講與主持班培養的學生回到學校后，有的擔任學校晚會主持，這說明服務對于培養服務對象興趣特長、緩解留守兒童二次留守和家長照顧等方面效果不錯。”付錢香說。

　　對于家長們的期待，付錢香還記得，在去年母親節的一次談體會活動中，母親們把自己的育兒經驗分享交流，很多母親表示并不期望孩子能大富大貴，平平安安就好。“留守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童年非常重要，親子經歷會影響孩子一生，我們通常建議家長們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接過來。”

　　付錢香和同事們計劃今年過年前給要回老家的留守兒童家長做一次培訓，“當留守兒童父母回到家時，如何與自己的孩子有效溝通很重要。對于剛開始幾天該如何溝通、臨別前幾天又該如何溝通，我們要對家長做一些具體的指導。”

　　“要進行資源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和企業密切合作及溝通，除了企業內部資源，政府、社區還有許多送服務到企業的項目，也可以合理地運用，作為工作人員，也需要敏感地察覺到行業多領域的資源。還要整合街道團委、街道義工服務中心及其整合的高校義工資源等，只有整合資源，才能讓服務更多元和深入，讓員工和服務對象更滿意。”付錢香說。

　　■個案

　　母親的家書

　　70后賀曉玲寫得一手好字，從孩子上初二開始，她就堅持每個學期給孩子寫兩三封信。正是這一年，孩子從深圳回到了內地，開始了獨立的寄宿生活。

　　一封封字跡秀麗的家書承載了拳拳慈母之心，落筆時的慎重也減少了電話交流時脫口而出的矛盾因子。在文中，賀曉玲會細分為尊重老師、用心學習、注意安全、照顧好自己飲食等各方面。“一個學期也不會寫多，兩三封，不能太多，不然會起反作用。”

　　用這種特殊家庭教育方式的賀曉玲是70后，從事人力資源。現在孩子17歲了，在老家就讀高二，上的是寄宿學校，放假的時候會到親戚家住兩天，獨立性很強是不少人對這個孩子的看法。

　　為了讓孩子養成良好的習慣，回去后能獨立生活，賀曉玲和丈夫煞費苦心。賀曉玲的兒子當時在老家由爺爺奶奶帶過一段時間，而隔代教育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快要上小學之前，爺爺奶奶還在喂飯”。

　　對于兒子的自主性憂心不已的賀曉玲把孩子接過來，從一年級開始跟隨他們在深圳，直到初中二年級才將孩子送回去。“沒辦法，必須面對異地高考的問題，老家的教育也還可以。”洗衣、做飯、一個人做計劃出行;小學一年級開始，還不太會說普通話的孩子要步行十多分鐘自己去上學……賀曉玲和老公想盡辦法培養孩子的獨立自主性，測試了很多次才敢把孩子送回去。

　　解決了孩子的自主生存問題，孩子也到了青春叛逆期。“父母不在身邊，孩子的思想動向也難以掌握。剛開始會通過打電話來交流，有些話說多了幾次后，孩子不愿意聽，家長孩子之間就容易起沖突。”賀曉玲坦言自己也遭遇過家庭教育的“溝通”障礙，后來想出用寫信代替電話說教的方法。

　　在信息快速消費時代，動動手指頭就能聽到對方聲音，什么事都是用發微信、發短信代替的年代，一封手寫的家書帶來的作用是明顯的。班上獨一無二的家書，媽媽一筆娟秀的字跡，讓兒子在同學中覺得頗有“面子”。開心的兒子在電話中會問媽媽的字是怎么練的。對于媽媽的家書，賀曉玲的兒子都珍藏起來，媽媽講的一些為人處事的道理，兒子也記在了心里。

　　放下家長架子的媽媽，和兒子成為了什么話都可以談的朋友。賀曉玲笑言，自己有時會跟兒子討論起早戀的問題，“孩子進入青春期，自然會產生對異性的好感。我跟兒子說，媽媽不是反對你早戀。有時我還會問他有沒有喜歡的女生，人家有沒有優點。但是要引導他，提醒他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有時賀曉玲也會找孩子欽佩的事業成功的舅舅、表叔等長輩去學校看看孩子，“讓他身邊有榜樣，有動力。”

　　高考后自考了成人大專的賀曉玲，在家庭教育上也注重學習，經常會找一些有關青少年教育、心理方面的書看，也注重讓孩子正視自己的家庭環境，“我們都是農村出來的，有時會回去看孩子爺爺奶奶。”讓賀曉玲欣慰的是，孩子跟爺爺奶奶的關系很好。“在物質上該有的也不會缺少，比如手機是必需品，但不會是名牌，有基本功能就好了。”

　　深諳“堵不如疏”的賀曉玲最大的希望是孩子能夠健康安全成長，“至于未來他的發展則不是父母能夠掌控的了。父母能做的是盡量培養他的良好習慣，讓他做個有責任心的人。”她強調，即使孩子不在身邊，家長也要注意與學校教育的互動，“不能把孩子放到學校后就不管了，作為家長，一定要密切與學校老師的聯系，這樣有利于掌握孩子的學習思想動態，對自己的家庭教育方法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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