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已經開始了，由于北京提高了非京籍學生入學的門檻，很多孩子在京仍然“無學可上”。

　　今年，“幼升小”、“初升高”的非京籍學生遭遇了嚴格的入學門檻。在義務教育階段，“五證”缺一不可的入學規定，使得父母沒能和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非京籍孩子，在京上學基本無望；在務工地與居住地一致等細則要求下，部分擁有穩定工作的非京籍家長，也未能通過區縣的入學審核。

　　非京籍學生的“中考”也遇到了兩難境地，在京只能選擇中職學校，而孩子回老家，語言、教材都與北京不盡相同，家長寄以希望的維權訴訟也未能成功，這些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的孩子，卻因為“非京籍”的身份，無法走入北京的高中課堂。

　　在上述嚴厲的政策下，非京籍學生入學人數有所下降。

　　以“幼升小”為例，2013年，北京招收非京籍兒童74890人，占招收總數的45%，然而，截止到今年5月27日，學齡人口信息采集截止前夕，參加信息采集、獲得入學資格的非京籍兒童僅有58274人，不到總采集人數的38%，同比下降超過了7%。

　　最終孩子成功在京升入小學的非京籍家庭，申請過程中也經歷很多困難。通州區家長代表李女士告訴財新記者，區教委要求非京籍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必須“在我區”，因此“花錢補辦了社保，連夜排隊2天，才幸運入學”。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認為，非京籍入學政策進一步收緊的原因，是“北京人口控制的大氣候”。

　　返鄉的“留守兒童”和“留守媽媽”

　　正是因為嚴格的入學政策，部分非京籍孩子不得不離開北京——這座他們曾經生活學習過的城市，主要面向打工子弟的朝陽區同心實驗學校沈金華校長就對財新記者表示，“大部分孩子回老家當留守兒童了，留京根本沒有希望。”

　　朝陽區高碑店的王女士因為夫妻雙方的“社保”不合格，已經把孩子送回了老家。由于一直在京爭取孩子入學，回到老家卻發現錯過了當地學校的報名時間，“只能再上學前班，明年再上一年級”。

　　王女士告訴財新記者，因為明年孩子就滿9歲了，入學年齡太大了，而更讓她難過的是家鄉學校艱苦的條件，“山區里的老家離學校有二里地，中午沒法回家吃飯，只能上小賣部買一個面包吃，八九歲的孩子，耽誤了身體發育”。

　　小紅門鄉的家長沈女士也有著同樣的擔心，“村子里的學校很偏僻，環境也不好，屋子比較潮濕，孩子還有過敏性哮喘”，因此，她帶著大女兒和小兒子，一起回到了河北滄州的老家，“現在回去要先好好收拾屋子”。

　　據沈女士介紹，小兒子今年“幼升小”，但是入學卻未能通過審核，不得不回到農村老家上學，但是她的母親有腎結石，婆婆身體也一直不好，只能自己回家照顧孩子上學，“孩子不再是留守兒童，但我就變成留守婦女了，孩子也沒法再享受到父愛了”。

　　對于一直在北京讀書的大女兒，沈女士也感到特別內疚，“大女兒沒怎么學習過美術，但有天賦，在區里獲得幾次獎，在學校辦板報、手抄報，是老師的小幫手”，但是丈夫做運輸工作，經常很晚才能回家，沒法照顧大女兒，只能帶兩個孩子一起回到老家。

　　為留京讀書每年多交一萬學費

　　在通州區，也有很多孩子回到了老家，家長代表李女士告訴財新記者，“沒有通過的人，應該是一半以上選擇回老家，剩下小半選擇找臨近通州的燕郊等地的學校”，還有一些家長則申請了老家學籍送孩子去私立學校讀書。

　　朝陽區崔各莊鄉的楊先生就選擇了私立學校，他計劃最近再回趟老家，找當地學校掛靠孩子的學籍。此前，為了準備“五證”，他曾回到“老家蓋章，費盡了周折”，但是最終，孩子還是沒能進入北京的公立學校讀書。

　　已在北京工作十多年的楊先生告訴財新記者，孩子沒能入讀公立學校，主要是因為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而楊先生的社保繳納地在豐臺，妻子則在家照顧孩子，根本沒有社保，因此，只能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讀書。

　　朝陽區的另一位家長阿坤也是這樣的情況。“夫妻此前都有繳納社保，但是妻子的社保卻只交到了今年一月份”，就因為這樣，孩子的入學審核時未能通過，只能入讀私立學校，而那家學校“離家有12公里，學費一學期5000元”。

　　楊先生對財新記者表示，每年為孩子多支出的一萬塊錢學費，雖然“承受是可以承受的，但心里面不舒服”，自己長期在北京工作，肯定希望孩子也能享受北京的教育資源，但是卻不得已選擇了私立學校。

　　“堅持到底，就要一個答案”

　　明欣、振華、智泉三所通過政府審批的民辦學校位于北京五環外的“廢品村”，這座村莊一度承載了北京四分之一的廢品集中回收量，大量廢品回收者和他們的孩子聚集于此。由于拆遷工程的推進，明欣、振華學校未能如期開學，智泉學校則將東小口的學生轉移到了三公里外的東三旗校區。據財新記者了解，近千名學生面臨著“無學可上”的境地，至發稿時仍無明確著落。

　　朝陽區高碑店鄉的王女士則更加焦急，因為她的孩子在北京至今還“無學可上”。她告訴財新記者，“今年3、4月份我就開始準備材料，每天都在跑孩子的事，我們即不能把孩子送到私立、又不能回老家，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可能在這兒耗著”。

　　王女士對財新記者解釋，在老家，已經沒有親人可以照顧孩子，而自己和丈夫很難在家鄉找到適合的工作，因此老家難回；選擇私立學校就讀要到老家空掛學籍，但是“現在老家學校不愿意弄這些，因為牽扯到好多方面”；而把孩子送到河北讀書，則面臨花費太大的困難。

　　為了孩子在京入學，王女士一直在奔波，“人大、北京市教委、兒童協會、婦女協會，每一個地方都跑了，但是都沒結果”，最終，王女士選擇了法律手段，“堅持到底，就要一個答案”。

　　王女士介紹，現在她和崔各莊鄉、平房鄉、酒仙橋、八里莊的10名朝陽區非京籍家長已經找到律師，并向朝陽區法院提起了訴訟，但朝陽區法院表示需要“請示上一級法院”，目前還未立案。

　　家長米女士也在堅持，“我們希望能留在北京，一個是生計，一個是為了更好的資源”，她告訴財新記者，之前為了提交入學審核材料，“家長前一天晚上7點鐘左右就開始排隊，徹夜排隊”，即便這樣，她的孩子依然因為社保得問題未能通過審核，目前，米女士“找了公益律師，參與訴訟，不放棄義務教育的權力”。

　　訴訟失敗無緣中考

　　不僅入讀小學，非京籍學生參加中考也面臨了更加嚴格的限制政策。

　　根據今年北京中招程序，非京籍考生無法報考普通高中，只能報考中職類學校。家長代表游子（化名）向財新記者透露，今年“連以往在北京高中借讀的路徑也被堵死”。

　　因此，八名非京籍初三學生委托父母，向海淀區法院對北京市教育考試院提起行政訴訟，但結果并不如意。

　　一審敗訴后，他們的孩子仍未能入讀北京普通高中。最終4個孩子選擇入讀國際班，2個孩子回到老家讀高中，1個孩子準備出國，1個孩子去天津入讀實驗高中。

　　“外地”孩子缺席教育規劃

　　今年6月，針對隨遷子女入學問題，北京市教委回應稱，針對非京籍家長的“五證”審核，是基于“在教育資源相對緊張的前提下，結合首都功能定位和經濟、資源特點”提出的。

　　官方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3年，北京小學生入學數量翻了一倍多，從8.23萬增加到16.58萬，平均每所小學每年入學人數從2003年的50人增長到2013年的151人，增長了3倍。其中，2013年小學招生人數中，非京籍占比超過了45%。

　　但是，財新專欄作家黃文政、梁建章認為，北京學校容量嚴重不足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為孩子太多，而是因為規劃和教育部門“缺乏預見”的行為，導致“無法給增加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義務教育”。

　　實際上，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下，北京本地戶籍的小學生源逐年下滑。2006年之前的數據體現得相當明顯。全國范圍內得“撤點并校”也與此有關。黃文政、梁建章認為，正是由于學齡人數減少，北京曾大量裁并學校，小學數量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2003年的1652所降至2012年的1081所，平均每年減少56所小學，直到2013年小學數量才回升到1093所。

　　這一安排的結果，顯然和近幾年北京外地戶籍常住人口的快速增加所帶來的教育需求擴張相悖。

　　教育部(微博)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基礎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對財新記者表示，義務教育規劃布局“缺乏前瞻性”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雖然義務教育布局調整將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但如何避免“大起大落”、大規模撤并或者新建學校，無疑對教育需求的科學預測提出了更高要求。

　　汪明強調，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在進行教育需求預測時，需要對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兩方面需求統籌予以考慮。也只有基于全面科學的預測，才能更好地提供與之相應的供給配套。

　　汪明認為，目前一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回升、外來人口急劇增加，這兩重因素疊加使得教育承載力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但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針對隨遷子女所設定的入學條件也應當依法有據。

　　應關注流入地教育經費缺口

　　汪明建議，在公辦教育承載力不足的情況下，應當考慮發揮專門招收隨遷子女的民辦學校的作用。比如，通過政府向民辦學校購買學位的方式，彌補義務教育公立學校資源不足的問題。同時，政府還可以對那些暫時達不到辦學條件標準的民辦學校提供扶持幫助，使其能夠逐步改善辦學條件。“這也是解決資源承載力不足的一個辦法”。

　　汪明表示，除了上述教育資源緊張的問題，流入地所面臨的教育經費壓力，也是隨遷子女入學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年8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曾表示，“國家應該完全承擔起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責任”。汪明也認為，將目前中央財政“以獎代補”轉為專項轉移支付，進一步加大中央財政支持力度，值得深入研究。這樣做，有助于提高特大城市解決異地入學的積極性，同時也能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

　　汪明還表示，解決隨遷子女入學難，不僅需要中央財政加大統籌，省市一級的教育經費統籌也十分必要。

　　以北京為例，很多外來人口聚集的區縣，都要求非京籍家長的社保繳納地點、或務工地點在本區，比如，通州區幼升小“五證”細則要求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必須“在我區”；豐臺區要求父母一方在豐臺務工；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

　　上述被家長們認為“極不合理”的要求，或與目前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以縣為主”有關。大部分居住在上述區縣的外來人口并未在居住區縣工作，相應的稅收、社保等也并未在居住區縣繳納，但外來人口居住聚集的區縣卻要承擔當地隨遷子女的所有義務教育經費，因此提出了上述要求。

　　汪明認為，經費壓力是當前特大城市解決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因此，逐步構建合理的經費投入機制至關重要，一方面要加大中央財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省市一級的教育經費統籌力度。

　　但汪明同時強調，雖然目前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機制尚不完善，但把進城務工人員“居住、工作在本地”，作為其隨遷子女的一個入學條件，明顯缺乏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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