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三個中國人造訪了李約瑟，向他介紹了東方古老的科學發明和醫藥學，這給處于“西方中心論”中的李約瑟帶來很大震動。從那以后，李約瑟立志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那是30年前，我在報社做新聞記者，當時接到一個采訪任務，報道來港進行學術訪問的李約瑟博士。”時為香港蘇富比(微博)(微博)中國書畫部主管張超群向本刊記者回憶往事，“那時對李博士的了解并不多，為了做好這個采訪，事前我做了不少功課，發現這是一位值得令人敬佩的學者。”張超群的這次采訪，讓他深深地記住了這位寫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人。

　　李約瑟原名約瑟夫·尼達姆(JosephNeedham，1900～1995)，1900年出生于英國倫敦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軍醫，母親是音樂教師。李約瑟早年在劍橋大學受教育，1924年受聘為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教授，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實驗室工作，研究胚胎學和形態發生，著有三卷本《化學胚胎學》。而他在去世時還未完成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則讓西方人重新認識中國曾經擁有過的輝煌科學與文明。

　　世間事總是充滿機緣巧合。張超群早已離開媒體，進入藝術領域，從事拍賣工作。今年初，他接到英國李約瑟研究所的委托，對方表示希望拍賣一幅徐悲鴻的作品《志在千里》，畫面是徐悲鴻出名的奔馬圖。畫的款識：“四三年夏，悲鴻。李約瑟先生夫人惠存。中央研究院體質人類學研究所敬贈。”

　　張超群說：“看到此畫作，讓我感觸良多，30多年前的一次訪問，讓我記住了這位令人尊敬的學者。沒有想到30年后，我能有緣為李博士所建立的研究所出一份力。”在張超群看來，這是一幅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品，有別于商業行為，因此他也特別盡心地查找相關資料。李約瑟研究所是在英國注冊的慈善機構，并無政府資助，經費全賴私人補助，他們想以拍賣所得的經費撥入運作基金，建立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讓李約瑟博士傾力關注的中國科技與文明研究得以延續。

　　1943年2月24日，李約瑟博士由印度加爾各答經緬甸汀江抵達中國昆明。他以英國駐華科學使團團長身份，訪問考察戰時撤至昆明附近的眾多高校與科研機構。這一趟中國之行是受英國文化協會囑托，來華從事文化與科學合作的任務。李約瑟博士一行于3月21日抵達國民政府陪都重慶，6月，中英科學合作館在重慶正式建立，李約瑟親任館長。

　　李約瑟博士的中國情緣開始于1937年，當時來劍橋攻讀博士學位的年輕留學生沈詩章、王應睞和魯桂珍造訪了他的實驗室，向李約瑟介紹了東方古老的科學發明和醫藥學，這給處于“西方中心論”中的李約瑟帶來很大震動，使他形成了“一個寶貴的信念，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中曾起過從來沒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而這次的會面也讓李約瑟對魯桂珍、一個南京藥劑師的女兒一見鐘情，此后又多了一段愛情佳話。從此之后，李約瑟對中國科學發生了極大興趣，開始學習漢語，立志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

　　中英科學合作館向中國科學界提供了大量的儀器和化學試劑，并將6775冊科技圖書通過海路運到印度再中轉空運來華，還將近200種英國科學工程和醫學雜志復制成微縮膠卷運到中國，成為戰時中國科學界的主要信息來源。李約瑟曾把自己形容成“圣誕老人”，一次次把試管、放大鏡、小型發電機及科學實驗需要的各種化學制劑分送給研究條件惡劣的中國科學家們。

　　張超群說，李約瑟博士在來華期間，雖然是為英國文化協會遠赴中國的，但他與中央研究院淵源頗深，因此獲得中央研究院聘任的通信研究員一職，這個身份可以便利于他在華工作的進展。在他的中文名片上這個頭銜列在最前面。在中國的三年期間，由于李約瑟治學態度嚴謹，對中國文化深感興趣并努力練習中文，因此，他結識了不少包括文化科技精英在內的朋友，如傅斯年、郭沫若、竺可楨等。這在李約瑟研究所的圖書館可見相關的手稿、照片及互贈的書畫。圖書館內還庋藏了大量李約瑟博士30年代起從各地收集的資料，累積大量有關中國科學、科技以及藥物的書籍與文獻，并定期訂閱大量相關刊物，為此領域的學者提供優良的研究環境。

　　李約瑟研究所的圖書館中，珍藏有一張拍攝于1943年李約瑟訪問動植物研究所時與其研究人員的合影，頗為珍貴。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先后從南京輾轉遷至湖南南岳、廣西陽朔、四川北碚，這張老照片就是李約瑟在訪問已遷至四川北碚的動植物研究所時拍攝的。李約瑟在《戰時中國之科學》中記述他訪問動植物研究所的一節里曾有如下文字：“最大的科學中心是在一個小市鎮上，叫做北碚，位于嘉陵江西岸。此鎮所有科學團體與教育機關，不下18所，其中大多數都是很重要的。”照片中的王家楫、伍獻文、錢崇澍和陳世驤于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建康、黎尚豪于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這一年，徐悲鴻主理在重慶磐溪的中國美術學院，其畫藝獲得中外人士贊賞。國外友人到訪，當局都會請徐悲鴻作畫相送。1944年夏天，徐悲鴻受中央研究院體質人類學所邀請，特意為李約瑟伉儷而畫，《志在千里》便是在此背景下創作的。張超群查閱相關資料發現，1944年7月，李約瑟擔任主任職務的中英科學合作館的新館在嘉陵江畔落成啟用，而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于相同時期設立，因此關于徐悲鴻與李約瑟之間的關系未詳。但徐悲鴻的學生吳作人卻在1943年底的西北寫生之行中，與李約瑟等同往敦煌觀摩千佛洞畫，并在同往蘭州的時候，為李約瑟速寫肖像，賀其43歲生日。

　　1943到1946年，李約瑟在中國的三年時間里，進行了11次長途考察，路程長達3萬里，訪問了近300個學術研究機構，足跡涉及云南、四川、貴州、山西、甘肅、廣東、廣西、福建等省，陸續寫出9篇文章，結集成《戰時中國之科學》一書出版。同時他收集了大量的中國科技文獻，并得出觀點：“沒有一個民族或一個多民族的集體像中國那樣對世界整個文明的發展做出如此積極而深刻的貢獻。”1948年，李約瑟結束了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而返回劍橋，在中國助手王鈴和魯桂珍的協助下，開始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自此，他后半生的精力傾注于這項龐大且具開創性的學術工程上。

　　張超群說，李約瑟為進行此項研究計劃歷年積累了大批書籍及資料。1968年，他成立慈善基金，并由東亞科學史信托會管理，以確保他為進行此項計劃所積累的書籍及資料可由成立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長期運作。1987年，在香港、新加坡及美國朋友的經濟資助下成立李約瑟研究所，并由東亞科學史信托會負責管理，圖書館亦附屬于該機構。李約瑟研究所以其豐富的藏書、各種講座及研究會、相關著作的出版，為世界各地從事此課題研究的學者提供資源，業已發展為國際上的學術中心。

　　徐悲鴻所繪的《志在千里》一直由李約瑟保存，直至1995年辭世后，按其遺愿歸入李約瑟研究所，由大英博物館文物修復部重新裝裱。張超群一再強調，李約瑟并不是一位收藏家，我們不能用專業的眼光去審視畫作的藝術風格，也不要去談李博士的審美偏好。這張畫的意義不在于此，它記錄的是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科技文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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