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教網(wǎng)整理了關于幼兒社會培養(yǎng)論文論文《親近自然 融入社會》，希望對幼兒學習有所幫助，僅供參考。

　　音樂課上，小朋友唱完了“李小多分果果”的歌曲，老師問小朋友：“春游時，你帶了兩個蘋果，一個大的，一個小的，而有個小朋友卻什么水果也沒有帶，這時你會怎么辦？”全班小朋友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把大的蘋果給他吃！”老師笑了，因為這節(jié)課成功了！可是，剛下課，學生就來告狀了，有兩個小朋友吵了起來，為的是爭搶一只稍微新一點的小椅子。  

　　又如：小朋友正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屏幕上的投影，畫面上四盞日光燈都開著，而窗外是高高掛著的一個被稍稍有些夸張的大太陽。經(jīng)過仔細觀察，認真討論和老師的啟發(fā)引導，終于有小朋友發(fā)現(xiàn)了問題：“應該把教室里的燈關上！太陽這么好，根本不用開燈，要節(jié)約用電。”教師臉上泛起了笑容，她設置的這個“障礙”被小朋友找到了，而且作出了她預想的回答。湊巧的是，上這節(jié)課的時候外面也是陽光明媚，而教室里也是四盞日光燈大開！可惜的是，不僅是全班小朋友，即便是老師直至下課都未發(fā)現(xiàn)問題所在！……  

　　這并不是“故事”，而是發(fā)生在我們課堂教學中的真實  

　　的教育事件。如果我們細細品味一下這些看似習以為常的事件，可能會有不少感慨：我們傳統(tǒng)的道德教育確有太多的誤區(qū)！  

　　首先，學科化傾向使兒童熟知教師需要什么樣的答案，而且知道這樣的答案實際上和自己平時的行為并無多大關系。  

　　如在“三八婦女節(jié)”這一主題活動中，老師為了激發(fā)幼兒愛媽媽的情感，問：“今天是三月八號，是媽媽的節(jié)日，你想給媽媽什么樣的禮物？”孩子的情緒開始激動起來，爭先恐后地舉起了一只只小手。有的說：“我送媽媽一根項鏈。”有的說：“我給媽媽送一束鮮花。”“媽媽下班回家，我給媽媽端杯水，給媽媽垂垂背。”……孩子的每一個精彩的回答都得到老師的充分肯定，而且又加上一句：“你正會關心媽媽，媽媽一定會很高興的。”但事實上，回到家，有幾個孩子真的象課堂上說的去做了，第二天不照樣讓媽媽穿衣褲，系鞋帶，這給我們留下什么啟示？假如我們不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說一兩句好聽的話，是否我們的道德教育就會失敗呢？如果沒有了教材，沒有了教材上的那些提示，那我們還能判斷應該教給孩子什么？還能判斷怎么來教？  

　　學科化傾向，即認為道德教育就是將社會發(fā)展所形成的公共道德價值體系通過教師傳遞給幼兒，將道德的內(nèi)化當作了道德的傳授，將道德知識簡單地等同于道德行為。把孩子當作一個思想道德價值完全空白的容器，把道德教育任務像傳授學科知識那樣“教”給孩子，即通過直接或間接告知的方式，告訴孩子應該怎么樣，不應該怎么樣。孩子的任務就是將教師所傳遞的那些思想道德價值知識記住講出來。  

　　記得有一次午睡起床后，斌斌小朋友不會系鞋帶，我就請能力較強的慧慧小朋友去幫他，可是到戶外活動時，我發(fā)現(xiàn)斌斌的鞋帶還是沒系好，我就問：“怎么慧慧沒幫助你嗎？”斌斌委屈地說：“她不肯幫我系。”于是我就找到慧慧說：“你怎么沒幫助斌斌系鞋帶。”沒想到，慧慧是這樣回答我的。“老師，你不是說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嗎？干嗎要我去幫他呢？”是呀，現(xiàn)在的孩子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他們的思維已遠遠超越了我們這一代，如果我們把傳統(tǒng)的道德教育的模式再這樣一代一代一成不變地繼續(xù)下去，孩子們能接受嗎？  

　　其次，簡單化傾向在教學中，老師往往追求兒童在同一事件判斷上的同一性。  

　　簡單化傾向，認為道德教育就是讓兒童能對某些給出的事件或現(xiàn)象作出一個簡單地判斷，即讓兒童能判斷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應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就行了。  

　　我們總以為只要兒童能判斷一個事件的對與錯，好與壞，就算兒童形成了道德上的發(fā)展。而實際上，許多事件或現(xiàn)象是不能簡單地以對或錯來作判斷的，它包含著每一個人對道德的理解和對行為的解釋。  

　　如果我們要求兒童對某一事件不是作出一種簡單的“對”與“錯”“好”與“壞”的判斷，而是要作出一種解釋時，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情況？或者不是對教師給出的事件，而是對自己的某一行為作出解釋時，又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情況？如果我們將兒童放在一個真實的情境之中，讓其作出自己的行為抉擇時，結果又會怎么樣？如果這個時候再讓學生作一些討論，那又可能會怎么樣？  

　　例如，有一次我讓幼兒聽了一個故事，講的是：“小明和小紅一起坐船到一個孤島上玩，突然天氣發(fā)生變化，狂風夾著大雨向你們襲來，海水正不斷上漲。而這時，擺渡的船走了，岸邊只有一條僅容一人的小船……”故事講到這兒就中斷了。我就這樣設問：“如果你是其中一個，這時你會怎么辦？”結果，孩子們的回答讓我吃驚，有的說：“我先乘船離開，我去找我爸爸，因為我爸爸是警察，可以想辦法再去救島上的小朋友。”有的說：“如果是夏天的話，我們可以一起走，一個人坐船，一個人用繩子綁在船沿上在水中漂流回去。”也有的說：“我們可以請大象、水牛等小動物來幫忙。”可見傳統(tǒng)的“讓他先走，我自己留下”的回答已不多見了。  

　　追求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這是我們對幼兒進行道德教育中經(jīng)常運用的正面教育方法之一，它們大都來自名人、偉人或英雄，即便是一些所謂的普通人，也幾乎被我們妝扮成為一個沒有缺陷的“完人”，以為展現(xiàn)了這些典范，學生就會去學，就會獲得道德的發(fā)展。但事實恰恰相反，榜樣的力量可能是無窮的，但“完人”的作用肯定是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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